我在评价晋朝国家治理各个阶段优劣之时,采用了政治学上统治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概念。德国大思想家韦伯、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等人都对此有精彩的论述。特别是李普塞特在其代表著作《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对于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有效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较为严谨的论证。尽管李普塞特研究的对象为现代特定的民主政体,但是,我经过阅读后发现,以他的理论粗略解释秦汉魏晋南北朝复杂的政权更迭,大致也是可以成立的。
在我从事广告企业的经营实践中,曾总结出品牌主体运营系统五个维度的思维,即从大环境、价值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的角度,去探究品牌主体创业、运营和变迁的规律。我在《兴亡》一书中,即把五个维度作为分析的工具。可能因为框架本身不够成熟,缺乏定量模型的支撑,完全以此研究历史发展的进程似乎还欠严谨。所以在本书中,我有意淡化了这方面的提法。不过,价值观与方法论之间的一致性,组织保障与资源动员之间的匹配性,仍然是我所思考的重要方向。所谓国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操作对立的死结,大致就是价值观与方法论之间的尖锐矛盾。
本书中历史文献的运用,有关特定历史人物的事迹,我主要还是引录《三国志》《晋史》和《宋书》等正史中的材料。有些细节的部分,我采用了较多《世说新语》中的描绘,虽然都是些段子式短文,却相当生动地反映了魏晋君主士族鲜活的形象,《晋史》中有大量直接的摘抄。综合性历史事件的叙述,我不少参考了《资治通鉴》的内容。上述三者的记载有时也会有不一样之处,我根据自己的推测、判断进行了取舍,有些地方予以了说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于一些历史人物、事件,发表了他的价值论断,我在本书中多处转述,然后以我自己的理解、思考作出评价。
我还在本书中,大量地引用了古今中外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历史大家的通史、断代史著作,专家教授的学术论著,以及青年学人的专业论文等。我在书中都一一作出说明,书尾列出了长长的清单以表达谢意。需要说明的是,我在书中引用他人的观点,大部分都是我经过阅读、研究后,予以认同的思想或判断,有些和我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我也读到不少和我的思考相去甚远的论述,在书中我基本没有提及。
感谢复旦大学前辈葛剑雄先生又推荐了我的新书。感谢复旦大学学长马勇先生推荐我的新书,并为我写序。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魏晋南北朝史专家仇鹿鸣先生推荐我的新书。我曾数次拜访葛老师、马老师和仇老师,向他们请教,在交流中我受益良多。他们在为我解惑的同时,热情地鼓励我坚持历史探索,从不一样的角度,写出既有问题意识又适合大众阅读的作品。
特别怀念我复旦大学的学长刘统教授。2019年3月,我历时数年,完成一部以五个维度框架剖析中国现代史的书稿。刘统先生得知后,为我撰写了《学以致用》一文作为序言,肯定了这种跨界研究和写作,认为“它打破了经院研究的僵化和八股考证的文风,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可惜的是,由于某些原因这本书未能如期出版,刘统先生的文章也没能发表。2022年5月,我完成了《兴亡》一书最终的修改校正,刘统先生当时应已患病,得知后仍立即为我写了推荐语。12月下旬,我突然得到他去世的消息,一时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平静。
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社科分社的编辑朋友们。感谢赵运仕先生、刘隆进先生、张洁女士,以及我的责任编辑倪小捷,无论是《兴亡》还是本书,他们都提出了中肯的组稿、审读意见,有助于我提升书稿的专业度、可读性。感谢我新闻界的同学、朋友,感谢公司工作的伙伴。感谢我的家人。在我历史写作的过程中,他们都给予了我各种形式的帮助和支持。
感谢最可爱的读者朋友们。《兴亡》出版后,已经加印数次,得到了不少读者的认可。朋友们在鼓励我的同时,也发表了评论和建议,对于书中存在的个别谬误,他们通过电邮(shengang@tangshen.com),分别向我指出,在此再度深表感激。本书出版后,欢迎大家继续批评指正。有你们的激励,我将更加努力地学习、工作和笔耕。谢谢了。
2024年4月12日于上海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