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8年,西晋泰始四年,晋武帝正式颁布以其年号得名的《泰始律》。自晋王司马昭时期始,历时四年,主要由郑冲、贾充等儒家官僚学者完成了晋律的修订。《泰始律》“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体现宽简的原则,“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适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条,去捕亡、亡没为官奴婢之制。轻过误老少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晋书·刑法志》),第一次将“五服制罪”纳入法典,即在家族内部同罪异罚,亲属相犯以卑犯尊者,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若以尊犯卑,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这些法条,贯穿了儒家宗法伦理的价值实质,法律中还有免官、除名和夺爵抵罪的条文,是对世家大族阶层等级的维护。
分封与周秦制度互补
晋武帝以儒家的仁义教化、道家的宽简无为代替法家的严刑峻法,既是对曹魏政权严苛之政的否定,又是对汉文帝、汉光武帝等汉朝统治者所代表价值的追随,更是对西周等上古三代理想社会的向往。鲁惟一教授发现,汉魏之际,正统的观点认为,过去的神话中的统治者和周朝历史上诸王必然地胜过汉朝皇帝,周朝被理想化为获承天命一样,秦朝则被贬抑为历史的不速之客。 这是东汉儒学兴盛、士族名士崛起的必然逻辑。晋武帝又采用了周制中最核心的分封制度,作为对秦统一后中央集权郡县制度的修正。
司马炎改朝称帝后,立即分封司马氏宗室为王,首批共有二十七人被封王,包括司马懿兄弟八人及其子孙。其中第一代一人,为尚在世的司马懿之弟安平献王司马孚;第二代二十一人,含司马懿、司马孚儿子各六人,其余为司马懿其他兄弟的儿子;与晋武帝司马炎同辈的第三代五人,含司马炎三位弟弟,以及司马孚之子义阳王司马望的两位儿子。武帝当时年仅30岁,自己的儿子尚年幼,没有在此次分封的范围。晋政权以郡为国,首批分封的二十七位郡王中,食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三军兵力五千人,食邑万户、五千户的次国、小国,兵力分别递减为三千人和一千五百人。
魏晋禅代之前,司马昭已经奏请恢复五等爵,晋政权成立后,武帝分封宗室诸王的同时,随即分封士族功臣及部分宗室次一等的爵位。郑冲、王祥和裴秀等人被赐为公爵,贾充等人被赐为侯爵。所谓五等爵,就是在亲王、郡王与散侯之间,加入西周时期实行过的公(郡公、县公)、侯(郡侯、县侯)、伯、子、男五种爵位。晋政权“有开国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伯、子、男及乡亭、关内、关外等侯之爵”(《通典·职官十三·历代王侯封爵》)。晋室初立时,“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
这些较为接近周代分封制的统治策略,既是对士族官僚的笼络和酬庸,也符合士大夫追求上古儒家完美社会的政治理想。从九品中正制保证士族子弟选官优先的演变,到晋武帝分封士族官僚爵位,某种形式上意味着先秦贵族体制,在新的时期以士族政治的面貌复活。
陈寅恪先生认为,恢复五等爵的政治理想,表面上有似复古的论调,其实是符合当时的世家大族,尤其是经过武装过程以后的世家大族的要求的。他们建立起他们的小王国(庄园)以后,想用旧的五等封建制作为外衣来披在新的封建制之上,经过名正言顺的法定程序,来承认他们小王国的独立主权和新的主佃依附关系的合法性。
当然晋武帝推行的分封制度,并不等同于西周诸侯封建的统治策略,相当程度上还是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变形。王国以郡而置,改郡太守为内史,多数情况下仍为中央政权所任免,国不置相,其地位与郡差别不大。郡国户数相当两汉时期大县,租调收入宗王仅占三分之一左右。二十七位被封宗王,部分不去封国而是留在洛阳。其他五等爵没有封地,仅享受食邑,租调收入分食当地四分之一左右。士族虽拥有土地及部曲等依附人口的世袭特权,子弟优先评品出仕,但与周代异姓诸侯分疆裂土仍有区别。
司马氏为东汉后新兴的儒学文化家族,武帝自称“本诸生家,传礼来久”(《晋书·礼志中》)。夺位之前,司马氏作为“诸生”之家的一员,其政治追求与“诸生”家族并无不同。晋王朝完成禅代后,武帝一面将士族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争取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提升治理体系的天命正统;另一面方面也必须维护司马氏皇族在组织体制中的统治地位。武帝分封重用宗室,存在维护晋政权有效统治的稳定性和长久性的考虑。
魏文帝曹丕承接东汉的统治策略,表面上封建宗王,实为虚封,处处加以提防,宗室在地方没有形成屏藩皇室的势力。中央政权被司马氏篡夺后,曹魏宗室毫无还手之力。这和秦末义军兴起而皇室缺乏屏藩迅速灭亡的情况类似。晋武帝吸取了这一历史教训,有意培植宗室的势力,作为对于士族功臣的牵制和平衡。没有前往封国的宗王,部分留在朝廷出掌要职,部分担任将军都督镇守要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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