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优待前朝的宗室,宽容反对派的后代,首先源自他对于新生的晋政权统治有效性的自信。汉室已经终结五十年,自称继承汉室的蜀汉政权已经投降,取代汉室的曹魏政权本身合法性不足,根本缺乏复国的动能。孙吴偏安江东一隅,先天缺乏天下政权的正统性,也不具备问鼎中原的能力。经过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父子两代的接力,一方面坚决镇压体制内外抗争的士族名士,另一方面对于不持异议者竭力笼络,至司马炎正式称帝,已经鲜有公开反对的声音。司马氏宗族人丁兴旺,中央政权各要害部门,国内邺城和长安等重要地区,都被宗室成员坐镇、控制。
其次,晋武帝作出这些和解动作,也是出于推行恕道仁政、提升天命合法性的需要。日本学者福原启郎发现,晋武帝在禅位革命时重用的大臣,司马孚、王祥、郑冲、荀顗、何曾等皆是曹魏时代以学问、孝行、忠义等知名的宿望。司马氏重视因学问修明、尊重礼教而具有名望的人物,与曹魏时代曹操重才不重德的人才观差别甚大。王沈、贾充、裴秀、荀顗、石苞、陈骞、羊祜等司马氏一党,多数来自地方名族,礼仪传家,或以孝行知名的家族。 晋武帝在用人上的选择,似乎佐证了他试图建设儒家理想社会的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秦始皇统一实行秦制四百余年以来,对于周制的又一次回归。
儒道合流的仁政、清静政策
晋政权代魏之后,晋武帝司马炎采取了一系列与曹魏政权有所不同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新的王朝建立第三天,武帝即颁布全国实行节俭的诏令,表示与曹魏时代的奢靡之风区隔。他下令取出皇宫中所藏的珠玉玩物,赏赐给王公贵族以下各级官员。之后,太医司马程进献雉头裘,武帝认为这种奇装异服为礼法所禁止,将之焚烧于大殿前。晋武帝还要求用青麻代替制造牛纼的青丝,以示节约。针对先祖皇陵十里之内需要迁徙居民的旧制,武帝考虑到这将增加民众的烦恼,下诏终止。
司马炎在父亲去世即位晋王时,就下令宽缓刑罚赦免罪人,安抚百姓暂息徭役,全国服丧三天。要求各郡中正根据六条标准为国举才:“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晋书·武帝纪》)即帝位后,诏令大赦囚犯,赏赐天下百姓爵位,每人五级,赏鳏寡孤独不能自谋生计者粮食,每人五斛,免去天下一年的租赋和关市之税。旧债欠租者都不再收取。“除旧嫌,解禁锢,亡官失爵者悉复之。”(《晋书·武帝纪》)这些执政伊始就向民众、官员施以恩惠的政策,以及强调以儒家伦理作为组织体制取人的条件,成为晋武帝宣示合法性的主要手段。
晋政权特别强调儒家价值中的孝道立国,司马昭去世后,武帝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穿了整整三年的孝服。他称帝后立即宣布,各位将吏如遇需要服丧三年的大丧,允许归家服丧;不久,准许俸禄为二千石的高官可以回家服完三年丧期;之后,武帝又同意士兵遭逢父母之丧本人又不在边境驻扎的,都可以回家奔丧。
晋武帝依照周礼,亲往藉田示范耕作。天子亲耕的藉田之礼,相传为周公所创,两汉时为汉文帝刘恒所复兴。武帝在随后发布的一篇诏书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对儒家价值观与法家方法论的看法。武帝认为,古人仅实行象刑,即以服饰标明罪人身份的象征性刑罚,而天下较少违法行为,当今动辄施以灭族的酷刑,犯罪的情况屡禁不绝,这充分说明了德治胜于刑名的重要性。“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又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将以简法务本,惠育海内。宜宽有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晋书·武帝纪》)武帝高度肯定儒家仁政价值的同时,批评了法家严刑峻法的方法论,实际上是对于“霸王道杂之”中霸道部分的否定。
晋武帝诏书中提到的古代,特指尧舜夏商西周三代期间的治理秩序,诏书中提到的“万国”,指西周、东周前期诸侯分立自治的状态,其实都是儒家经典文献中描绘的理想社会范本。这种传说是否真实存在或者美好姑且不论,却反映了东汉以来名士、世家大族的政治追求。
晋武帝决心采取以农为本、无为而治和宽政简刑的清静政策,相当程度上模仿汉文帝儒道混合的施政理念,从而奠定了晋代国家治理的主基调。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在代魏的进程中,采取了包括弑君在内的野蛮手段,挑战儒家的价值。武帝稳定大局后急于反其道而行之,固然出于他个人的儒学修养,更多的可能是希望通过减轻法家专制的严酷性,从而换取士族、民众的支持,提升新生晋政权的天命合法性。
曹魏政权时期,曾将历史上的质任制度发挥到极致。军队将领出征、地方大员任职,必须将直系亲属作为人质留在京师,一旦反叛或自立,中央政权即可处置其家属。钟会征蜀发动叛乱,属下的将士们均不愿跟随,很大部分的原因,就是这些将士的家属被质留在京师。为了显示自己的宽仁,武帝在改朝即位的第一年,下令废除“部曲将、长吏以下”的质任。公元279年,西晋咸宁五年,就在晋军全面进攻东吴的前夕,下令废除“部曲都督以下”的质任。这一法家统驭部下的有效制度被晋武帝轻易地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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