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承继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之遗业,名为开创之君,实为守成之主。武帝完成禅代革命后,优容前朝宗室、反对士人遗属,倡导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仁政价值,采取以农为本、无为而治和宽政简刑的清静政策,通过减轻法家专制压迫残酷性的方法,提升晋政权的天命合法性。武帝延续了其父司马昭恢复周制中五等爵等制度,大量分封宗室诸王、士族功臣,实行皇帝主导的宗室、士族共治的统治策略。这种部分恢复周制的尝试,迎合了东汉中后期以来士大夫建设儒家理想社会的政治追求。
不过,在晋政权天命未被广泛接受之前,武帝不得不安排宗室皇族占据国家最重要的岗位。他又通过引入外戚势力、扩大宗室诸王帝系力量等手段,提升共治集团中皇权至上的权威。
弥合换代的社会创痛
公元266年2月,洛阳南郊的祭坛上燃起了熊熊大火。在文武百官、南匈奴单于和四夷使者数万人的见证下,司马炎接受魏元帝曹奂的禅让,定国号晋,即皇帝位,改年号泰始,是为晋武帝。这与四十六年之前,魏文帝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的情形,几乎如出一辙。晋武帝追谥祖父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追谥伯父司马师为景皇帝,庙号世宗,追谥父亲司马昭为文皇帝,庙号太祖。十四年之后,晋军直下建康灭亡东吴政权,晋武帝司马炎成为继秦始皇、汉高祖和汉光武帝之后,第四位实现天下大一统的最高统治者。
30岁的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嫡长子,《晋书·武帝纪》上称他“宽惠仁厚,沉深有度量”。司马昭进位晋王时,考虑到其兄司马师为司马懿嫡长子,又为魏晋换代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一度打算立过继给司马师的次子司马攸为世子,遭到何曾、裴秀、贾充等多位大臣的反对。司徒何曾等人坚持道:“中抚军(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晋书·武帝纪》)遂立司马炎为继承人。
司马炎自幼饱读经学,根据九品中正制的选拔制度,以世家贵族公子成为上品之选,司州十二郡子弟莫敢与其辈相比。他的母亲王元姬是北海清流集团名士王朗的孙女,王朗历任曹魏政权三公,王元姬之父王肃曾一人注遍五经,王元姬的母亲出身泰山羊氏。所以,司马炎是典型的汉魏儒学世家大族联姻的子弟。他承继了祖父、伯父和父亲多年接力的局面,虽然魏晋换代过程充满了暴力和肮脏,但司马炎本人手上没有沾染鲜血。这为他重建晋政权、皇帝和儒学正统三合一的信仰体系,打开系统的死结,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晋书·武帝纪》记载,魏元帝曹奂认为天命归晋,主动派大臣郑冲向司马炎传达希望禅让的愿望。其实在这之前,至少骠骑将军石苞、车骑将军陈骞等人,多次向曹奂上书称“历数已终,天命有在”,实际上是变相逼迫元帝辞位。
晋武帝改封曹奂为陈留王,食邑一万户,居住在邺城宫中。曹魏诸王均降为县侯。晋武帝允许陈留王曹奂乘坐的车使用天子旌旗,置备天子的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晋书·武帝纪》)。武帝正式解除了司马懿在镇压王凌淮南叛乱后,将曹魏宗室诸王禁锢在邺城的政策,而且还任命曹氏后人担任晋政权的官职。其中曹植之子曹志,先后被任命为乐平太守、散骑常侍和祭酒等。
晋武帝还撤去监督汉献帝后代居住的山阳国的卫队,取消汉朝及前蜀汉刘氏宗室出任官职的限制,善待山阳公汉献帝之孙刘康、安乐公刘禅等人。刘康、刘禅家族分别有一名子弟被任命为驸马都尉。另外,前蜀汉丞相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在绵竹保卫战中和长子诸葛尚壮烈殉国,尚留较年幼的次子诸葛京。武帝任命诸葛京为郿县令,后来又升为江州刺史。晋武帝对于祖父司马懿的死敌诸葛亮颇为欣赏,公开表示,“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汉晋春秋》)。
晋武帝善待前两朝的皇族,以及其他对立政权的君臣,这是秦统一后的首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景象。王莾篡汉后,将年仅4岁的孺子婴圈禁高墙府第之内,禁止任何人与之接触,导致他成年后六畜不分、智力低下。新莽末年大动乱后,孺子婴被西北民军劫持立为傀儡皇帝,最终为更始帝刘玄派人所杀。光武帝刘秀善待更始帝三个儿子,但也仅止封侯而已。在晋政权的庇护下,刘汉山阳国延续到永嘉之乱时期,曹魏陈留王则在乱世南迁,一直存在至南朝齐代。
在武帝登基不久后发布的诏书上,他对策划叛乱的王凌及居功获罪的邓艾,表达了一定程度的谅解,公开赦免了他们尚存的遗属,允许这些家族确定后代继承人。之后,他又接受山涛的建议,任命嵇康之子嵇绍为秘书丞。王凌、嵇康分别为武帝的祖父司马懿、父亲司马昭所杀,晋武帝善待这些对立面的后人,实际上是营造社会和谐的氛围。《晋书·武帝纪》记载了许允、许奇父子的故事。许允在李丰、夏侯玄事件后,向曹芳建议刺杀司马昭,结果被司马师流放死于途中。许允之子许奇为太常丞,武帝有事前往太庙,大臣们认为许奇为受害者后代,不适合待在皇帝的身边,提请将他外放为长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时论称其夷旷。”即晋武帝反而提拔重用许奇,此举被普遍赞扬为襟怀开阔。
晋武帝司马炎优待前朝的宗室,宽容反对派的后代,首先源自他对于新生的晋政权统治有效性的自信。汉室已经终结五十年,自称继承汉室的蜀汉政权已经投降,取代汉室的曹魏政权本身合法性不足,根本缺乏复国的动能。孙吴偏安江东一隅,先天缺乏天下政权的正统性,也不具备问鼎中原的能力。经过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父子两代的接力,一方面坚决镇压体制内外抗争的士族名士,另一方面对于不持异议者竭力笼络,至司马炎正式称帝,已经鲜有公开反对的声音。司马氏宗族人丁兴旺,中央政权各要害部门,国内邺城和长安等重要地区,都被宗室成员坐镇、控制。
其次,晋武帝作出这些和解动作,也是出于推行恕道仁政、提升天命合法性的需要。日本学者福原启郎发现,晋武帝在禅位革命时重用的大臣,司马孚、王祥、郑冲、荀顗、何曾等皆是曹魏时代以学问、孝行、忠义等知名的宿望。司马氏重视因学问修明、尊重礼教而具有名望的人物,与曹魏时代曹操重才不重德的人才观差别甚大。王沈、贾充、裴秀、荀顗、石苞、陈骞、羊祜等司马氏一党,多数来自地方名族,礼仪传家,或以孝行知名的家族。 晋武帝在用人上的选择,似乎佐证了他试图建设儒家理想社会的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秦始皇统一实行秦制四百余年以来,对于周制的又一次回归。
儒道合流的仁政、清静政策
晋政权代魏之后,晋武帝司马炎采取了一系列与曹魏政权有所不同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新的王朝建立第三天,武帝即颁布全国实行节俭的诏令,表示与曹魏时代的奢靡之风区隔。他下令取出皇宫中所藏的珠玉玩物,赏赐给王公贵族以下各级官员。之后,太医司马程进献雉头裘,武帝认为这种奇装异服为礼法所禁止,将之焚烧于大殿前。晋武帝还要求用青麻代替制造牛纼的青丝,以示节约。针对先祖皇陵十里之内需要迁徙居民的旧制,武帝考虑到这将增加民众的烦恼,下诏终止。
司马炎在父亲去世即位晋王时,就下令宽缓刑罚赦免罪人,安抚百姓暂息徭役,全国服丧三天。要求各郡中正根据六条标准为国举才:“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晋书·武帝纪》)即帝位后,诏令大赦囚犯,赏赐天下百姓爵位,每人五级,赏鳏寡孤独不能自谋生计者粮食,每人五斛,免去天下一年的租赋和关市之税。旧债欠租者都不再收取。“除旧嫌,解禁锢,亡官失爵者悉复之。”(《晋书·武帝纪》)这些执政伊始就向民众、官员施以恩惠的政策,以及强调以儒家伦理作为组织体制取人的条件,成为晋武帝宣示合法性的主要手段。
晋政权特别强调儒家价值中的孝道立国,司马昭去世后,武帝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穿了整整三年的孝服。他称帝后立即宣布,各位将吏如遇需要服丧三年的大丧,允许归家服丧;不久,准许俸禄为二千石的高官可以回家服完三年丧期;之后,武帝又同意士兵遭逢父母之丧本人又不在边境驻扎的,都可以回家奔丧。
晋武帝依照周礼,亲往藉田示范耕作。天子亲耕的藉田之礼,相传为周公所创,两汉时为汉文帝刘恒所复兴。武帝在随后发布的一篇诏书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对儒家价值观与法家方法论的看法。武帝认为,古人仅实行象刑,即以服饰标明罪人身份的象征性刑罚,而天下较少违法行为,当今动辄施以灭族的酷刑,犯罪的情况屡禁不绝,这充分说明了德治胜于刑名的重要性。“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又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将以简法务本,惠育海内。宜宽有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晋书·武帝纪》)武帝高度肯定儒家仁政价值的同时,批评了法家严刑峻法的方法论,实际上是对于“霸王道杂之”中霸道部分的否定。
晋武帝诏书中提到的古代,特指尧舜夏商西周三代期间的治理秩序,诏书中提到的“万国”,指西周、东周前期诸侯分立自治的状态,其实都是儒家经典文献中描绘的理想社会范本。这种传说是否真实存在或者美好姑且不论,却反映了东汉以来名士、世家大族的政治追求。
晋武帝决心采取以农为本、无为而治和宽政简刑的清静政策,相当程度上模仿汉文帝儒道混合的施政理念,从而奠定了晋代国家治理的主基调。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在代魏的进程中,采取了包括弑君在内的野蛮手段,挑战儒家的价值。武帝稳定大局后急于反其道而行之,固然出于他个人的儒学修养,更多的可能是希望通过减轻法家专制的严酷性,从而换取士族、民众的支持,提升新生晋政权的天命合法性。
曹魏政权时期,曾将历史上的质任制度发挥到极致。军队将领出征、地方大员任职,必须将直系亲属作为人质留在京师,一旦反叛或自立,中央政权即可处置其家属。钟会征蜀发动叛乱,属下的将士们均不愿跟随,很大部分的原因,就是这些将士的家属被质留在京师。为了显示自己的宽仁,武帝在改朝即位的第一年,下令废除“部曲将、长吏以下”的质任。公元279年,西晋咸宁五年,就在晋军全面进攻东吴的前夕,下令废除“部曲都督以下”的质任。这一法家统驭部下的有效制度被晋武帝轻易地取消了。
公元268年,西晋泰始四年,晋武帝正式颁布以其年号得名的《泰始律》。自晋王司马昭时期始,历时四年,主要由郑冲、贾充等儒家官僚学者完成了晋律的修订。《泰始律》“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体现宽简的原则,“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适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条,去捕亡、亡没为官奴婢之制。轻过误老少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晋书·刑法志》),第一次将“五服制罪”纳入法典,即在家族内部同罪异罚,亲属相犯以卑犯尊者,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若以尊犯卑,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这些法条,贯穿了儒家宗法伦理的价值实质,法律中还有免官、除名和夺爵抵罪的条文,是对世家大族阶层等级的维护。
分封与周秦制度互补
晋武帝以儒家的仁义教化、道家的宽简无为代替法家的严刑峻法,既是对曹魏政权严苛之政的否定,又是对汉文帝、汉光武帝等汉朝统治者所代表价值的追随,更是对西周等上古三代理想社会的向往。鲁惟一教授发现,汉魏之际,正统的观点认为,过去的神话中的统治者和周朝历史上诸王必然地胜过汉朝皇帝,周朝被理想化为获承天命一样,秦朝则被贬抑为历史的不速之客。 这是东汉儒学兴盛、士族名士崛起的必然逻辑。晋武帝又采用了周制中最核心的分封制度,作为对秦统一后中央集权郡县制度的修正。
司马炎改朝称帝后,立即分封司马氏宗室为王,首批共有二十七人被封王,包括司马懿兄弟八人及其子孙。其中第一代一人,为尚在世的司马懿之弟安平献王司马孚;第二代二十一人,含司马懿、司马孚儿子各六人,其余为司马懿其他兄弟的儿子;与晋武帝司马炎同辈的第三代五人,含司马炎三位弟弟,以及司马孚之子义阳王司马望的两位儿子。武帝当时年仅30岁,自己的儿子尚年幼,没有在此次分封的范围。晋政权以郡为国,首批分封的二十七位郡王中,食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三军兵力五千人,食邑万户、五千户的次国、小国,兵力分别递减为三千人和一千五百人。
魏晋禅代之前,司马昭已经奏请恢复五等爵,晋政权成立后,武帝分封宗室诸王的同时,随即分封士族功臣及部分宗室次一等的爵位。郑冲、王祥和裴秀等人被赐为公爵,贾充等人被赐为侯爵。所谓五等爵,就是在亲王、郡王与散侯之间,加入西周时期实行过的公(郡公、县公)、侯(郡侯、县侯)、伯、子、男五种爵位。晋政权“有开国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伯、子、男及乡亭、关内、关外等侯之爵”(《通典·职官十三·历代王侯封爵》)。晋室初立时,“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
这些较为接近周代分封制的统治策略,既是对士族官僚的笼络和酬庸,也符合士大夫追求上古儒家完美社会的政治理想。从九品中正制保证士族子弟选官优先的演变,到晋武帝分封士族官僚爵位,某种形式上意味着先秦贵族体制,在新的时期以士族政治的面貌复活。
陈寅恪先生认为,恢复五等爵的政治理想,表面上有似复古的论调,其实是符合当时的世家大族,尤其是经过武装过程以后的世家大族的要求的。他们建立起他们的小王国(庄园)以后,想用旧的五等封建制作为外衣来披在新的封建制之上,经过名正言顺的法定程序,来承认他们小王国的独立主权和新的主佃依附关系的合法性。
当然晋武帝推行的分封制度,并不等同于西周诸侯封建的统治策略,相当程度上还是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变形。王国以郡而置,改郡太守为内史,多数情况下仍为中央政权所任免,国不置相,其地位与郡差别不大。郡国户数相当两汉时期大县,租调收入宗王仅占三分之一左右。二十七位被封宗王,部分不去封国而是留在洛阳。其他五等爵没有封地,仅享受食邑,租调收入分食当地四分之一左右。士族虽拥有土地及部曲等依附人口的世袭特权,子弟优先评品出仕,但与周代异姓诸侯分疆裂土仍有区别。
司马氏为东汉后新兴的儒学文化家族,武帝自称“本诸生家,传礼来久”(《晋书·礼志中》)。夺位之前,司马氏作为“诸生”之家的一员,其政治追求与“诸生”家族并无不同。晋王朝完成禅代后,武帝一面将士族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争取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提升治理体系的天命正统;另一面方面也必须维护司马氏皇族在组织体制中的统治地位。武帝分封重用宗室,存在维护晋政权有效统治的稳定性和长久性的考虑。
魏文帝曹丕承接东汉的统治策略,表面上封建宗王,实为虚封,处处加以提防,宗室在地方没有形成屏藩皇室的势力。中央政权被司马氏篡夺后,曹魏宗室毫无还手之力。这和秦末义军兴起而皇室缺乏屏藩迅速灭亡的情况类似。晋武帝吸取了这一历史教训,有意培植宗室的势力,作为对于士族功臣的牵制和平衡。没有前往封国的宗王,部分留在朝廷出掌要职,部分担任将军都督镇守要冲。
晋武帝将宗王参与权力中心和主管地方军政两项制度,作为宗室分封策略的延续安排。其一,开国之初,安平王司马孚即被任命为太宰,义阳王司马望被任命为太子太尉,之后又有多位宗王,先后被任命为中央政权的各种要职,参与国家的决策,其中齐王司马攸被任命为司空、太子少傅。而且,宗王的子弟以“宗室迁”起家,出任散骑常侍、五校尉等皇家近卫官,相当于在九品中正制之外,国家另定组织体制选拔规则,为宗室子弟专门开辟上升通道;其二,晋武帝延续了司马师、司马昭的做法,选择宗室子弟以将军、都督或监军的名义,掌握地方军队的统率权或指挥权,特别是出镇长安、邺城、许昌和扬州等重要地区,之后不断扩大宗王出镇的区域。
实际可能的情况是,一部分担任国家政权负责职务的,如司马孚、司马望、司马攸等,以及一些出镇地方、统率州郡军队的,如琅邪王司马伷、扶风王司马亮等,没有就国,其余不在国家政权机构、军队中任职的,皆在受封之后,马上之国了。许多宗王就国后又应召入京,担任军队和政府的职务。
晋王朝是秦皇汉武建立中央集权、郡县制和君主专制的帝制治理体系以来,部分恢复西周分封制度的大一统政权。晋武帝完成魏晋禅代最初的十年,倡导儒家名教为官方的核心价值,兼行黄老无为清静的思想,以皇帝主导的宗室、士族共治,作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策略的特殊形式。尽管这种分封和共治造成食邑阶层扩大,国家资源控制能力下降,阻碍了寒族士人进入组织体制的通道,但是,较之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时期,晋代社会的整体氛围大为缓和。
晋武帝将宗室势力置于国家组织体制最重要的位置,这是晋政权的天命合法性尚未得到先家后国的士族官僚充分认可前,最高统治者不得不信任血亲的一种本能的自保反应。这一时期,没有继续发生挑战司马氏家族称帝的大规模政治事件,士族、名士的价值论述相对沉寂,这对打开系统的死结,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引进外戚、调整宗室分封的原因
晋武帝在实践士族政治理想、提升晋政权系统合法性的过程中,遭遇君主专制权威不足的挑战。作为司马氏改朝创业的第三代守成之主,武帝依赖士族功臣和宗室亲属两大政治势力,其中较有影响的大臣包括贾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祜和司马孚、司马望父子等,这些人大多为他的长辈,晋武帝遇事更多地争取他们的支持,而不是发挥一言九鼎的专制能力。公元267年,西晋泰始三年,即在换代一年多后,武帝确立了九岁长子司马衷的太子地位,不久又分封次子司马柬等人为王。随着太子司马衷年龄增长,其智商难以胜任的问题逐渐浮现,朝臣中出现拥立齐王司马攸的倾向,围绕着这一重大议题,君臣之间出现了十余年或明或暗的纠葛。
《晋书》中多处保留司马衷成年后智力低下的记录。最为出名的两个例子:一是他听说百姓饿死,问何不食肉糜;二是他听说蛤蟆叫,问这是官哈蟆叫还是私哈蟆叫,未免令人啼笑皆非。武帝可能感觉到司马衷的愚笨,曾与杨皇后商议。《晋书·武元杨皇后》中记载,“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统,密以语后。后曰:‘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杨皇后搬出儒家嫡长子继承制继承伦理原则,武帝只得作罢。随后发生了迎娶贾充之女贾南风为太子妃的事件。
贾充长武帝近二十岁,父亲贾逵是和司马懿、王凌同辈的曹魏政权精英。贾充指使成济杀害了高贵乡公曹髦,扭转了被动局面,为司马氏篡政立下了汗马功劳。贾充前妻李婉为尚书令李丰之女,李丰策划推翻司马师的政变被诛杀,李婉受到牵连遭流放至乐浪。贾充不得不与李婉离异,另娶郭槐为妻。贾充、李婉之女贾褒后成为齐王司马攸的王妃,郭槐则是贾南风、贾午的母亲。晋武帝即位后,李婉遇大赦而还洛阳,武帝特许贾充并置前妻李氏与后妻郭氏为左右夫人。
公元271年,西晋泰始七年,侍中、太子少傅任恺等人利用西北羌乱,提出贾充前往坐镇弹压,实则将贾充从中央政权排挤出去,一度得到武帝同意。最终,贾充嫁女与武帝联姻而得以留在中枢。权家玉博士考证后认为,晋武帝立嗣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大问题,贾充作为齐王司马攸的岳父,不得不受武帝的猜忌,这是贾充在党争中遭遇任恺等小人物牵制的根本原因。贾充与李婉夫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齐王与太子孰为皇嗣的大背景决定。贾充与郭槐之女被立为太子妃,贾充由单纯的齐王岳父转而在齐王与太子两者之间形成平衡,即“两女婿亲疏等”的情况。
公元272年,西晋泰始八年,晋武帝下诏禁断贾充与李婉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强化他与郭槐、太子妃以及太子的关系,在太子与齐王间有所取舍。 《晋书·武元杨皇后》中还记载:“初,贾充妻郭氏使赂后,求以女为太子妃。及议太子婚,帝欲娶卫瓘女,然后盛称贾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进言,上乃听之。”这说明在武帝与贾充联姻问题上,郭槐和杨皇后起到了主导的作用,而且动员荀彧之子荀顗作为说客,晋武帝改变主意,乘机争取贾充对太子的支持。
公元276年,西晋咸宁二年,洛阳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传染,许多人得病失去了生命。41岁的武帝年初染疾,被迫取消了岁旦盛大的元会。在武帝重病无法视事的小半年里,贾充、荀勖和齐王司马攸是朝廷中最重要的大臣。一方面,太子司马衷当时18岁,明显难以担当最高统治者的重任;另一方面,年近30岁的司马攸年富力强,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军政处理经验,而且过继给司马懿长子司马师为子,具备继承大统的合法性。《晋书》中并无司马攸主动争取继位的记录,不过,确有部分大臣表达了拥戴之心,其中河南尹即京师的首长夏侯和就公开向贾充喊话:“卿二女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晋书·贾充传》)贾充不答,不乏继续观望的意图。
平心而论,包括贾充在内的大臣们青睐于齐王司马攸,应该较少私心,主要出自对晋政权的忠诚,但是,恢复健康后的晋武帝不会这么理解。仇鹿鸣博士判断,观察其后几年武帝一系列的政治举措,可以清晰地发现武帝政治策略的转变。武帝一改政治平衡者的形象,开始利用皇权的力量重组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从而保证皇帝的权威不再受到挑战与威胁,进而巩固太子的地位。
晋武帝立即宣布了两项人事决定,即解除夏侯和河南尹的职务、调任闲职;解除贾充的兵权、改任太尉。紧接着他又采取两项重大的政治措施,作为加强皇权、保证太子司马衷顺利接班的保障。
其一,当时杨皇后已经去世,她临终前担忧宠妃胡贵嫔入主中宫,对太子不利,曾哭求武帝以堂妹杨芷继之。武帝正式册立杨芷为后,突击分封杨芷之父杨骏为临晋侯,参与朝廷大政。实际上是引入外戚势力,以抗衡士族功臣元老和宗室长辈。考虑到杨骏虽号称东汉四世三公弘农杨氏余脉,但本人仅为县令一类小官,经学玄道修养较为欠缺,多数士族大臣的反感可想而知。晋武帝打破曹魏以来不用外戚的传统,完全是认为杨骏地位低而易于控制,把杨氏外戚势力作为皇权延伸的工具。
其二,公元277年,西晋咸宁三年,晋武帝大规模调整宗室分封,确立了非皇子不得为王、帝系独大的分封原则。共有五位武帝皇子被分封为王,加之稍早已被封王的司马柬等四位皇子,宗室诸王中武帝一系的力量大为加强。由于之前要求宗王前往封国履任,武帝又规定诸侯王国中尉领兵,直接由中央政权任命,保证把军权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在诸侯王国推行汉武帝时期的推恩制度,即各诸侯国除了嫡长子继承王位,还分割原封国的户邑推恩给其余支庶子孙;实施王国军队逐代递减制度,大国原置三军五千人,在其孙子辈、曾孙辈时,分别削去一千五百人,次置原置二军三千人,在其子孙辈时,减至一军一千五百人,防止地方宗王拥兵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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