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将宗王参与权力中心和主管地方军政两项制度,作为宗室分封策略的延续安排。其一,开国之初,安平王司马孚即被任命为太宰,义阳王司马望被任命为太子太尉,之后又有多位宗王,先后被任命为中央政权的各种要职,参与国家的决策,其中齐王司马攸被任命为司空、太子少傅。而且,宗王的子弟以“宗室迁”起家,出任散骑常侍、五校尉等皇家近卫官,相当于在九品中正制之外,国家另定组织体制选拔规则,为宗室子弟专门开辟上升通道;其二,晋武帝延续了司马师、司马昭的做法,选择宗室子弟以将军、都督或监军的名义,掌握地方军队的统率权或指挥权,特别是出镇长安、邺城、许昌和扬州等重要地区,之后不断扩大宗王出镇的区域。
实际可能的情况是,一部分担任国家政权负责职务的,如司马孚、司马望、司马攸等,以及一些出镇地方、统率州郡军队的,如琅邪王司马伷、扶风王司马亮等,没有就国,其余不在国家政权机构、军队中任职的,皆在受封之后,马上之国了。许多宗王就国后又应召入京,担任军队和政府的职务。
晋王朝是秦皇汉武建立中央集权、郡县制和君主专制的帝制治理体系以来,部分恢复西周分封制度的大一统政权。晋武帝完成魏晋禅代最初的十年,倡导儒家名教为官方的核心价值,兼行黄老无为清静的思想,以皇帝主导的宗室、士族共治,作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策略的特殊形式。尽管这种分封和共治造成食邑阶层扩大,国家资源控制能力下降,阻碍了寒族士人进入组织体制的通道,但是,较之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时期,晋代社会的整体氛围大为缓和。
晋武帝将宗室势力置于国家组织体制最重要的位置,这是晋政权的天命合法性尚未得到先家后国的士族官僚充分认可前,最高统治者不得不信任血亲的一种本能的自保反应。这一时期,没有继续发生挑战司马氏家族称帝的大规模政治事件,士族、名士的价值论述相对沉寂,这对打开系统的死结,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引进外戚、调整宗室分封的原因
晋武帝在实践士族政治理想、提升晋政权系统合法性的过程中,遭遇君主专制权威不足的挑战。作为司马氏改朝创业的第三代守成之主,武帝依赖士族功臣和宗室亲属两大政治势力,其中较有影响的大臣包括贾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祜和司马孚、司马望父子等,这些人大多为他的长辈,晋武帝遇事更多地争取他们的支持,而不是发挥一言九鼎的专制能力。公元267年,西晋泰始三年,即在换代一年多后,武帝确立了九岁长子司马衷的太子地位,不久又分封次子司马柬等人为王。随着太子司马衷年龄增长,其智商难以胜任的问题逐渐浮现,朝臣中出现拥立齐王司马攸的倾向,围绕着这一重大议题,君臣之间出现了十余年或明或暗的纠葛。
《晋书》中多处保留司马衷成年后智力低下的记录。最为出名的两个例子:一是他听说百姓饿死,问何不食肉糜;二是他听说蛤蟆叫,问这是官哈蟆叫还是私哈蟆叫,未免令人啼笑皆非。武帝可能感觉到司马衷的愚笨,曾与杨皇后商议。《晋书·武元杨皇后》中记载,“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统,密以语后。后曰:‘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杨皇后搬出儒家嫡长子继承制继承伦理原则,武帝只得作罢。随后发生了迎娶贾充之女贾南风为太子妃的事件。
贾充长武帝近二十岁,父亲贾逵是和司马懿、王凌同辈的曹魏政权精英。贾充指使成济杀害了高贵乡公曹髦,扭转了被动局面,为司马氏篡政立下了汗马功劳。贾充前妻李婉为尚书令李丰之女,李丰策划推翻司马师的政变被诛杀,李婉受到牵连遭流放至乐浪。贾充不得不与李婉离异,另娶郭槐为妻。贾充、李婉之女贾褒后成为齐王司马攸的王妃,郭槐则是贾南风、贾午的母亲。晋武帝即位后,李婉遇大赦而还洛阳,武帝特许贾充并置前妻李氏与后妻郭氏为左右夫人。
公元271年,西晋泰始七年,侍中、太子少傅任恺等人利用西北羌乱,提出贾充前往坐镇弹压,实则将贾充从中央政权排挤出去,一度得到武帝同意。最终,贾充嫁女与武帝联姻而得以留在中枢。权家玉博士考证后认为,晋武帝立嗣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大问题,贾充作为齐王司马攸的岳父,不得不受武帝的猜忌,这是贾充在党争中遭遇任恺等小人物牵制的根本原因。贾充与李婉夫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齐王与太子孰为皇嗣的大背景决定。贾充与郭槐之女被立为太子妃,贾充由单纯的齐王岳父转而在齐王与太子两者之间形成平衡,即“两女婿亲疏等”的情况。
公元272年,西晋泰始八年,晋武帝下诏禁断贾充与李婉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强化他与郭槐、太子妃以及太子的关系,在太子与齐王间有所取舍。 《晋书·武元杨皇后》中还记载:“初,贾充妻郭氏使赂后,求以女为太子妃。及议太子婚,帝欲娶卫瓘女,然后盛称贾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进言,上乃听之。”这说明在武帝与贾充联姻问题上,郭槐和杨皇后起到了主导的作用,而且动员荀彧之子荀顗作为说客,晋武帝改变主意,乘机争取贾充对太子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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