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响个不停。对格伦达来说,这些电话就是安慰。疫情防控限制带来的那种孤独是最难熬的。老客户打电话来询问近况,员工打电话来咨询问题,偶尔也会有镇上处于同样困境中的老板的电话。当地商会的吉娜·苏黛姆打来电话时,格伦达总是很高兴。“吉娜是我的救星。”格伦达说。疫情过了几个星期后,商会开始为当地有困难的企业召开线上会议,那时候至少让她觉得不那么孤单。
每天都有那么几次,格伦达会溜达到前门,出神地盯着外面的街道。泰奥加是穿过城镇的主干道,平时车水马龙,但在疫情开始后的几个星期,格伦达站在这里几分钟都见不到一辆车经过。她觉得自己就像电影《新丧尸出笼》里的一个小角色,或是被困在其他哪部恐怖电影里。过了一会儿,她没有开灯就随手锁了门,更为那些特殊的日子增添了超现实的气氛。
“坐在黑暗的商店里,只有我一个人,感觉很诡异,”格伦达说,“我是个坚强的人,但也觉得很孤单。”
最初的贺曼商店是1988年开业的,只有一个狭窄的店面,除了贺卡和一些小饰品外,没有多少空间,但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很赚钱。“那时候,贺卡商店是很不错的生意。”格伦达说。后来隔壁的门店闲置下来,他们就趁势扩大了店面。这使得商店面积增加了一倍,她的妈妈珍妮特·舒梅克拓展了原来的产品线,包括蜡烛、肥皂和其他礼物类的小商品。贺曼有自己的信条和规则,但当时公司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的产品。“我们那时没那么大的雄心。”格伦达说。
自从妈妈的商店开张以来,格伦达就一直在那里帮忙。她工作多年的麦当劳离这里就一个街区,所以经常穿着快餐店的制服就在这里干活。直到2004年,珍妮特·舒梅克快七十岁了,格伦达才在贺曼商店全职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早年的合伙人雷切尔退休去了佛罗里达之后,这家店就是珍妮特和格伦达合作的新的有限责任公司了。此时,隔壁的杂货店停业了,为贺曼的扩张提供了又一个机会,母女俩花了数千美元装修改造,把商店的规模扩大了近一倍,又在货架、橱柜和其他展示上花了数千美元。有了将近400平米面积,商店有足够的空间放六长排贺曼贺卡,以及服装、首饰和其他要销售的商品。“那几年是我们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格伦达说。贺曼已经成为当地的“目的地商店”,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交界处的城镇距离这里有一个多小时车程,那里的人们也会远道而来。
“我们是真正有所作为的女性,”格伦达说,“事业发展正是非常顺利的时候,经济形势开始变坏。”2008年经济大衰退来了,销售骤降。“我们再也没能恢复元气。”格伦达说。除了现在每月房租涨了近2倍,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变化。
当年格伦达的母亲搬到这里的时候,美国药店和保险巨头西维斯在镇上的连锁店也在汤尼大楼,后来西维斯的离开是对贺曼商店的又一个沉重打击。2014年,他们在市中心建了一栋新大楼,地处离泰奥加半个街区的大桥街上,这家巨头以前占用的1200多平米的连锁店从此一直空置着。隔壁小超市的停业给了贺曼扩张的机会,但也意味着人们从市中心开车来这里的理由少了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厦租户的珠宝店也关闭了。除了贺曼商店,还有一家廉价的中式自助餐,一家孕妇诊所,一家威瑞森电信商店和联邦快递的一家小站点,其他就没剩什么了。
“这条街上再也没有车水马龙的景象。”格伦达说。城镇的中心已经转移到河对岸的伊顿镇,沃尔玛、韦斯和其他连锁公司都在那里开了店。珍妮特·舒梅克也不常来店里,虽然她们俩是合伙人,但日常运营都是格伦达的事。
格伦达承认,有时候她也会想起麦当劳。在那里当一名店长,她要面对的问题显然更简单:有的员工性情古怪,不按时上班,还有偶尔大量菜品更换的情况。但在麦当劳,她从来不需要考虑下周的工资单,或者能否及时向供应商付款。相比之下,她在贺曼商店就要与所有自己无法掌控的力量较劲。店里将近一半的商品是贺卡,但科技的发展和一代人的转变,意味着年轻人不再像父辈那样喜欢纸质贺卡。互联网似乎每年都在夺走她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而且她每天都要与那些在零售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巨头们抗争。
城外的沃尔玛一直是个恼人的地方。几年来,扬基蜡烛公司(Yankee Candle)生产的香薰蜡烛是店里最畅销的产品之一。“有好几天我们销售的扬基蜡烛比贺卡还多。”格伦达说。但在2015年,扬基蜡烛公司被纽威品牌公司(Newell Brands)收购,这是一家上市公司巨头,拥有乐柏美、咖啡先生、太阳光和艾默思等品牌。格伦达说:“突然间,扬基蜡烛在沃尔玛出现了。”她的感受就像朱迪·米德看到沃尔玛货架上的标价时一样震惊,沃尔玛店的销售价跟她的进货价一样。格伦达的扬基蜡烛进货批发价是14.99美元,跟沃尔玛的销售价一样,而贺曼的售价是29.99美元,但格伦达没有像米德那样感觉欺骗了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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