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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既往病史

在唐克汉诺克小镇上,格伦达·舒梅克远离她的贺曼商店,考虑是否应该去做一个头部检查。她说,因疫情关闭的最初几天里,感觉大脑基本一片空白,一种迷茫的情绪笼罩了大部分人,也包围着她的身心。她已经好几年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商店了,近几年的假期都是连夜开车向北两个小时,去纽约州的锡拉丘兹市,或是去费城郊外的普鲁士王小镇,参加那里的礼品博览会或旅行服装展寻找新产品。“我太累了。”格伦达说。她几乎把这场疫情当成一次被动的假期,甚至有点欢迎它。

有一天她醒来后觉得要回店,银行里的钱几乎不够支付桌子上的那些账单了。她最不需要的就是购置新产品的账单,在重新开业前,这些账单都会放在纸箱里。

“这简直太荒谬了!”格伦达这样形容她第一天回到贺曼商店时看到的景象。“我坐在电脑前,对着我的订单,点击‘暂停’‘暂停’‘暂停’,又点击‘取消’‘取消’‘取消’。”格伦达说。如果点击方框已经来不及,她就打电话取消订单。“有些人我跟他们共事了一辈子,”格伦达说,“我不是在乞求。”当然,很多人也是小企业主,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困境,与格伦达的情况类似。

格伦达也说不清是什么让她每天都去商店,她已经叫停了供应商为她运送产品。每天都要去店里的不仅仅只有她,在黑泽尔顿,有一个“女声三重唱”:塞莱斯特和她的女儿玛丽·塞莱斯特以及安德烈·卡斯科,她们的菲林珠宝店距离薇尔玛·赫尔南德斯的美发厅只有几个街区。她们的商店也被认为是“非生活必需类”,被迫关上了那扇独特的红色大门。但这三位女士每天都来商店,穿着得体的衬衫、裙子和漂亮的鞋子,就像在接待顾客一样。为了安全起见,每天商店关门时她们会把珠宝存放在保险库。跟平时一样,她们来了先打开保险库,摆放好物品。“自从1922年以来,每天都有人转动这个不倒翁,”玛丽·塞莱斯特说,“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9·11’,休战纪念日,一天都没停过,这是我们每天开门的第一件事。所以,疫情也好,没有疫情也好,我们都要转动这个不倒翁。”跟她们一样,詹妮弗·唐纳德-巴纳什维契在她布罗德街上的花店里,虽然不接待顾客,但也一直没有关门。“我就是不想待在家里。”巴纳什维契说。在她的花店和温室里,似乎跟平时没什么两样。“我每天打扫、装饰、整理,还可以接受预订。”她说。电话铃很少响起,不过一有声响她就高兴地赶紧去接。

在唐克汉诺克镇上,格伦达离家的时间跟平时差不多,她也没什么心情像平时上班时那样认真收拾。通常她都戴着手镯、戒指、胸针、耳环和多层项链,但现在店里就她一个人,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每天早晨,她把一头金发梳到脑后,穿上牛仔裤和运动衫就出门了。“我有时会好几天都穿同样的衣服。”她说。

贺曼商店设在汤尼大楼的购物中心三十二年了,距离格伦达的家只有几个街区。从外面看,这家店没什么特别的。汤尼大楼是一栋一层楼的建筑,红砖砌成的店面已经破旧不堪,屋顶上的碧绿色金属遮阳棚因多年暴晒而褪色。遮阳棚下用来悬挂商店标识的厚木板以前应该是白色的,现在已被水渍污损。在“金冠贺曼商店”的标识下面,木板陈旧剥落。

不过,店里俨然是一片绿洲。这是一家精心装饰的商店,木制的展示架,玻璃橱柜,地板上铺着地毯。店里大约一半的商品是贺卡,另一半是小装饰品、收藏品、服装和首饰。商店出售各种尺寸、颜色和形状的篮子,粉红色和淡蓝色的毛绒拖鞋,枕头上绣有励志名言,还有装裱起来的海报,上面有鼓舞人心的话和漂亮的书法,配有雄伟壮观的日出和彩虹图案。这里还出售一些作礼物用的食品,包括小包装果冻、烧烤酱和口味像香槟、花生或玛格丽塔鸡尾酒的爆米花。

格伦达把车停在宽敞的停车场里,现在她不用考虑怎么让顾客方便地找到停车位了。她打开门,做每天例行的事情。在她推荐的商品中,有一个迪士尼公主梦想旋转木马,是形状像旋转木马的八音盒,零售价119美元,可以让顾客选择四个公主之一的经典曲目。“我不是公主。”格伦达说,但她日复一日地从门口直接走到公主旋转木马,总是挑选迪士尼经典电影《美女与野兽》的插曲《美女》,还有公主们在旋转木马上骑着马、海马和老虎时播放的汽笛风琴版本的歌曲。

“我每天都去店里,我快要崩溃了,听着那首歌更难过。”格伦达说。这种情况让她很抓狂,但她也控制不住自己。“我的天哪!每一天都是这样,几个星期,又几个星期。”

她在商店后面的储藏室里有一张小桌子,这里堆满了季节性促销用品和备用库存。她知道应该开个网店,她在脸书上有个主页,过去经常做一些促销广告。但直到2020年3月,顾客仍然无法在她的网店购物。有一些像Shopify 这样的电商帮助贺曼这类小零售商做线上销售,尽管她非常了解安德里斯山脉一带的顾客口味,但对技术和电子商务平台知之甚少。她已经习惯在网上下单订购,并通过进货公司的门户网站了解购买的产品情况。除此之外,她很少使用桌上的这台电脑来做什么。虽然还没有增加新的任务事项,她已经感到不堪重负了。

电话铃响个不停。对格伦达来说,这些电话就是安慰。疫情防控限制带来的那种孤独是最难熬的。老客户打电话来询问近况,员工打电话来咨询问题,偶尔也会有镇上处于同样困境中的老板的电话。当地商会的吉娜·苏黛姆打来电话时,格伦达总是很高兴。“吉娜是我的救星。”格伦达说。疫情过了几个星期后,商会开始为当地有困难的企业召开线上会议,那时候至少让她觉得不那么孤单。

每天都有那么几次,格伦达会溜达到前门,出神地盯着外面的街道。泰奥加是穿过城镇的主干道,平时车水马龙,但在疫情开始后的几个星期,格伦达站在这里几分钟都见不到一辆车经过。她觉得自己就像电影《新丧尸出笼》里的一个小角色,或是被困在其他哪部恐怖电影里。过了一会儿,她没有开灯就随手锁了门,更为那些特殊的日子增添了超现实的气氛。

“坐在黑暗的商店里,只有我一个人,感觉很诡异,”格伦达说,“我是个坚强的人,但也觉得很孤单。”

最初的贺曼商店是1988年开业的,只有一个狭窄的店面,除了贺卡和一些小饰品外,没有多少空间,但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很赚钱。“那时候,贺卡商店是很不错的生意。”格伦达说。后来隔壁的门店闲置下来,他们就趁势扩大了店面。这使得商店面积增加了一倍,她的妈妈珍妮特·舒梅克拓展了原来的产品线,包括蜡烛、肥皂和其他礼物类的小商品。贺曼有自己的信条和规则,但当时公司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的产品。“我们那时没那么大的雄心。”格伦达说。

自从妈妈的商店开张以来,格伦达就一直在那里帮忙。她工作多年的麦当劳离这里就一个街区,所以经常穿着快餐店的制服就在这里干活。直到2004年,珍妮特·舒梅克快七十岁了,格伦达才在贺曼商店全职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早年的合伙人雷切尔退休去了佛罗里达之后,这家店就是珍妮特和格伦达合作的新的有限责任公司了。此时,隔壁的杂货店停业了,为贺曼的扩张提供了又一个机会,母女俩花了数千美元装修改造,把商店的规模扩大了近一倍,又在货架、橱柜和其他展示上花了数千美元。有了将近400平米面积,商店有足够的空间放六长排贺曼贺卡,以及服装、首饰和其他要销售的商品。“那几年是我们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格伦达说。贺曼已经成为当地的“目的地商店”,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交界处的城镇距离这里有一个多小时车程,那里的人们也会远道而来。

“我们是真正有所作为的女性,”格伦达说,“事业发展正是非常顺利的时候,经济形势开始变坏。”2008年经济大衰退来了,销售骤降。“我们再也没能恢复元气。”格伦达说。除了现在每月房租涨了近2倍,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变化。

当年格伦达的母亲搬到这里的时候,美国药店和保险巨头西维斯在镇上的连锁店也在汤尼大楼,后来西维斯的离开是对贺曼商店的又一个沉重打击。2014年,他们在市中心建了一栋新大楼,地处离泰奥加半个街区的大桥街上,这家巨头以前占用的1200多平米的连锁店从此一直空置着。隔壁小超市的停业给了贺曼扩张的机会,但也意味着人们从市中心开车来这里的理由少了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厦租户的珠宝店也关闭了。除了贺曼商店,还有一家廉价的中式自助餐,一家孕妇诊所,一家威瑞森电信商店和联邦快递的一家小站点,其他就没剩什么了。

“这条街上再也没有车水马龙的景象。”格伦达说。城镇的中心已经转移到河对岸的伊顿镇,沃尔玛、韦斯和其他连锁公司都在那里开了店。珍妮特·舒梅克也不常来店里,虽然她们俩是合伙人,但日常运营都是格伦达的事。

格伦达承认,有时候她也会想起麦当劳。在那里当一名店长,她要面对的问题显然更简单:有的员工性情古怪,不按时上班,还有偶尔大量菜品更换的情况。但在麦当劳,她从来不需要考虑下周的工资单,或者能否及时向供应商付款。相比之下,她在贺曼商店就要与所有自己无法掌控的力量较劲。店里将近一半的商品是贺卡,但科技的发展和一代人的转变,意味着年轻人不再像父辈那样喜欢纸质贺卡。互联网似乎每年都在夺走她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而且她每天都要与那些在零售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巨头们抗争。

城外的沃尔玛一直是个恼人的地方。几年来,扬基蜡烛公司(Yankee Candle)生产的香薰蜡烛是店里最畅销的产品之一。“有好几天我们销售的扬基蜡烛比贺卡还多。”格伦达说。但在2015年,扬基蜡烛公司被纽威品牌公司(Newell Brands)收购,这是一家上市公司巨头,拥有乐柏美、咖啡先生、太阳光和艾默思等品牌。格伦达说:“突然间,扬基蜡烛在沃尔玛出现了。”她的感受就像朱迪·米德看到沃尔玛货架上的标价时一样震惊,沃尔玛店的销售价跟她的进货价一样。格伦达的扬基蜡烛进货批发价是14.99美元,跟沃尔玛的销售价一样,而贺曼的售价是29.99美元,但格伦达没有像米德那样感觉欺骗了顾客。

“大家跟我说:‘我花14.99美元就能买到扬基蜡烛,你简直就是在打劫哦!’”格伦达说,但她不能不考虑月租、保险、设备和人力成本,还要争取有一点盈利。她考虑过定价只比进货价高一点,但是,“我没法跟沃尔玛比,超出支付能力1美元我也付不起。”格伦达说。

贺曼公司是另一个令人恼火的原因。格伦达说,戴着这个金色皇冠,就意味着一些不同的事情。“我们以前是镇上唯一能买到他们贺卡的地方,没有人做得比我们好。”但现在似乎谁想销售这种贺卡都是天经地义的。西维斯、沃尔玛、美元树和韦斯等大型连锁店都在镇上有销售,甚至当地邮局的旋转商品柱上都存放着贺曼贺卡。谁都可以在电脑上买贺曼商品,在贺曼公司网站或是沃尔玛、亚马逊的网站上也都可以。按照合同规定,格伦达必须购买贺曼公司认证的架子,用来展示贺卡,但有的公司就可以说不。“猜猜谁不用付这笔钱?”格伦达问自己,她立刻就明白了,就是沃尔玛。(贺曼公司对此不予置评,只是通过公司发言人称“无法透露与商业合作伙伴的协议细节”。)

“多年来,贺曼一直是最好的合作公司之一,但现在世界变了。”格伦达说。1990年代中期,美国有5000家金冠贺曼商店,进入2000年后下降到不足1400家。就在疫情暴发前,贺曼公司解雇了几百名员工,其中包括格伦达在公司里的最后一个联系人。“以前会有销售代表来店里检查商品,”她说,“现在连跟我们打电话的人也没有了。”贺曼公司在网站上列出了她的商店,但是把名称写错了。

“妈妈总是说我:‘格伦达,我已经工作很努力了,可也没你这么投入。’”她说。她妈妈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每周工作五天,圣诞节前几周增加到六天。只要好好干活,珍妮特·舒梅克从来不会为支付账单发愁。格伦达说:“而我呢,每周工作七天,有时候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忙碌,挣的钱还远不如她。”对珍妮特来说,开一家小店需要冒风险,但回报很可观。然而对格伦达来说,做一个创业的小企业主是多么扎心,只有自己知道。像许多家族小企业一样,她还承受着额外的负担,如果被迫关门,不仅会让自己失望,也会让员工、客户们失望,母亲留给她的遗产也会付诸东流。

早在疫情暴发前,格伦达就想过放弃不干了。之所以还继续经营,是因为做这个决定太难了。她设想自己找工作的话只有一年1.5万美元的最低工资。“如果关门停业,我就只能去找一个很普通的工作,很多事情身体承受不了,也没什么人能够帮我。”她说。医疗保险也是她继续经营下去的重要原因。“我待在这里,可以确保有一份高水平的保险,”格伦达说,“即使自己的工资减半,也比关门不干要好。”

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暴发前,格伦达就一直在说要卖掉自己的住房。这是一座建于19世纪的漂亮的两层楼,地处街角,被格伦达称为“镇上最美的街道之一”。但房子需要修缮,而她母亲的房子非常精美,只隔着一个街区。最终,她继承母亲的房子,卖掉了自己的房子,这也意味着她减少了一笔支出。所以,当不在商店,也不用去照顾母亲时,她就在家里粉刷整理,准备出售房子。

“这就是疫情来袭时的情况,你必须用个人积蓄来支付各种账单。”格伦达说。

停工两个星期变成三个星期,又变成了四个星期。新闻报道中新冠感染死亡人数还在不断上升,但这一切好像离唐克汉诺克很远。当陷入困境中时,格伦达还在粉刷油漆。“我在梯子上干活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个人不会退回去开放禁令。”她说。

她担心的就是汤姆·沃尔夫,这位满脸皱纹的专业政客几乎完全掌控了她的生活,他可能不会让她尽快开业来挽救她的贺曼商店。

格伦达并不是镇上唯一对此感到焦虑的人,州长关闭全州商店的禁令让很多人不安。格林伍德家具店就在迪特里希剧院对面的街上,店主马克·蒙西也深受困扰。在镇上,马克是一个脾气急躁、直言不讳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疫情暴发一个月时,他给《怀俄明县新闻审查员》周报的编辑写信。“我准备放弃经营了五十九年的家族生意,”他写道,“是政府让我们倒闭的。”他给斯克兰顿电视台打电话,他们派了一个摄制组来采访他。他对记者说,州长必须解除封锁,否则唐克汉诺克就会面临镇中心的大批店铺倒闭。马克和他八十八岁的母亲共同拥有这家店,他们也许可以再坚持几个星期,但接下来他们将面临一个无法抉择的难题。他和母亲在银行有一些存款,但为了支付生活费用,他正在耗尽自己的积蓄,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这意味着我要破产了,同时还有失业。”

马克毫不掩饰对沃尔夫的不满。从第一次看到他在全州做宣传广告时就不喜欢他,开着吉普车,穿羊毛背心,自称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正是这个政府现在威胁着他们的生意。“我知道这种病毒在大城市里疯狂乱窜。”马克说。但怀俄明县4月初才发现一例阳性感染者,直到这个月中旬才有十几个病例。一位流行病学家指出,传播病毒的往往是年轻人和流动人口。所以,马克认为应该重点关注那些高风险和高危人群。“你要保护好那些住在养老院的人和病人,”马克说,“而不是把全州都封闭了。”

然而,沃尔夫除了他的部门主管和其他官员组成的小团队之外,不听任何人的话。“和他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要这样做,不要听其他任何人的’。”马克说。沃尔夫让他想起电视节目里的“万事通”,或是政府机构里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他们总觉得比当事人更了解自己的生活。但现在他已经不是恼火,而是担心自己的生计,担心他的母亲和其他在店里工作的家人(他的妻子、叔叔和内弟)。格林伍德家具店占据了1300平米的空间,按家居类别划分为不同区域。如果有人看卧室家具,那么距离正在看餐桌、电器或地毯的人至少将近5米。

“我可以和顾客预约时间,”马克说,“‘你下午2点来,你下午3点来。’我也可以限制店里的客流人数。”格伦达在她的贺曼商店同样也可以这么做,在那里更容易与顾客保持适当距离。然而,就像格伦达已经关门一样,马克也解雇了员工,现在店里只有他的家人和两名送货员。

马克是个健谈的人。通常他都会在家具店隔壁的“元气”酒吧,“喋喋不休地评论着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事”,现在只能在电话里说了。他让那些想来店里的人想象一下他的商店空间,“你去过我的店”,他跟人家说,如果有四五个人同时来看,那就是很忙碌的一天。“顾客一走我们就要消毒,顾客接触过的地方我们都要擦洗。”他说。如果有必要,他也可以戴口罩。

临近4月底的一天,马克去沃尔玛买几样东西。看到周日早上商场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里面差不多有500人,”马克说,“但州长说在这里购物没问题,在我的店里就不可以。”他把他在沃尔玛停车场拍的照片打印出来,贴在一张海报板上,草草地写了几句话,指责州长做得太过分了。他挂在商店橱窗里的海报很粗糙,但意思很清楚:可以允许几百人混杂在一个商场里,其中很多人还没有戴口罩,但他店里有一两个人就不行。

马克并不是没有关系。他是唐克汉诺克中心城区商业协会负责人,一直参与当地的政务活动。“我认识县政府的那些官员们,我们是好朋友,都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他说。他们把马克的意见反映给州里的官员和他们在州府哈里斯堡认识的其他人。州长知道这些情况,但没有回应。

“如果沃尔夫随便讲些套话敷衍一下,说‘小企业主们,我知道你们情况很危险,这个决定让你们受到了伤害,但现在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做出些牺牲’,我也会好受一点,”马克说,“但是,他是这样说的,‘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方式,我们不需要听其他人说什么’。”就像经典名著《绿野仙踪》里的大魔法师奥兹一样,站在高处发出他的宣告,整个宾夕法尼亚都要遵守他的指令。“这个州长根本就不在意我们小企业。”马克说。

即便汤姆·沃尔夫的盟友批评他像困在地堡里似的处理新冠疫情,但他们也知道他很大程度上只能独自行动。目前没有协调一致的全国计划,特朗普和他的团队似乎也没有兴趣制订这样的计划。3月中旬,白宫应对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要求人们居家上班,建议停止旅行,把社交聚会人数限制在10人以下。特朗普政府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疫苗研发,但联邦政府应对疫情所采取的措施也仅限于此。宾夕法尼亚州和全国各地的医院以及各救助机构都急需外科口罩、手套和其他防护设备,但特朗普不同意联邦政府出手相助。“我们不是送货员。”他说。当被问及全国的检测率落后于世界大部分地方时,他说:“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政府没有下令关闭酒吧和娱乐场所,也没有承诺提供帮助,弥补他们的商业损失。特朗普没有在某个时刻决定执行全国居家令,也没有明确要求人们在室内要戴口罩。(“你可以戴着。你也可以不戴。”)从呼吸机到鼻咽拭子,缺乏一个全国有效的系统来分发急需物资。面对这一批评,特朗普让他的女婿,一个政府管理方面的新手去负责危机应对。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华盛顿发出的信息成了一种干扰。特朗普一会儿说消毒剂可能是攻克新冠病毒的有效方法,一会儿又说这是一种抗疟疾药物,是他在福克斯电视新闻上看到的。下午5点,就是每晚的“特朗普秀”,主角是一位语无伦次、漫无边际的总统,公开地跟他的医疗顾问争吵,还吹嘘说这个疫情吹风会将让他在脸书上排名第一。国家正处于疫情和经济危机中,就是他的支持者也抱怨特朗普的每日疫情吹风会造成了混乱。

显然,防控疫情的主要责任落在了沃尔夫和其他州长肩上。疫情暴发初期,大部分州长们不分党派和地区,都实行了防控禁令,也不分红色选区还是蓝色选区 都发出了居家令。“非生活必需类企业”一律关门,包括零售店、餐馆、酒吧、理发店等。差异主要表现在最初关闭的持续时间不同,以及解除禁令后的防护要求不同。

沃尔夫肩上的责任是巨大的。全州的医院人满为患,宾夕法尼亚州800多处辅助生活设施全面告急。检测病毒传播趋势、跟进最新科研进展是他们全天候的职责。沃尔夫延长了防控禁令,所有线下授课的中小学都延长到本学期结束。作为州长,他领导着本州负责管理居民失业的机构。2000多万全国新增失业人口中,将近150万生活在宾州。新申请的失业救济大量涌来,几乎冲垮了州失业救济运作系统,对那些依靠救济金支付房租和购买食物的人造成严重延误。小企业已经从联邦政府的“薪酬保障计划”中得到救助,但申请者需要排队。

沃尔夫像特朗普和他的州长同僚们一样,也通过例行的新冠疫情吹风会与公众沟通,但沃尔夫的吹风会与特朗普的舞台效果以及相邻的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的单人秀没法比,他从来没有戴棒球帽、穿防风夹克,不是在印有州徽的地方,也不会拿自己的女儿开玩笑。他经常坐在家中靠近书柜的桌子前讲话。雷切尔·莱文作为卫生局长可以说就是宾州的安东尼·福奇,沃尔夫经常让他的这位首席传染病专家在吹风会上主讲。不管谁讲,都有一个为聋哑人翻译的手语员跟他共享一个屏幕。

有多少个州,就有多少种规则。佛罗里达州是一个极端。罗恩·德桑蒂斯以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国会议员,后来他在福克斯新闻台竭力为颇富争议的总统辩解,给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2018年,四十一岁的德桑蒂斯当选州长。佛罗里达居民中有四分之一超过了六十岁,但德桑蒂斯的防控却很宽松,只同意发布居家令,还是在特朗普公开的压力下才实行的。即使这样,居家令也只有不到三十天的有效期。佐治亚州州长布莱恩·肯普在十多个司法管辖区宣布口罩禁令无效,亚特兰大市、萨凡纳市和奥古斯塔市等地同样如此。

沃尔夫与一些州长都倾向于听从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即使这意味着有时要采取严厉措施来减缓病毒的传播。别的不说,在戴口罩这件事情上,沃尔夫就从未动摇过。主流观点也是符合常识的做法,就是要求人们佩戴口罩,这可以大大减少传播疾病和空气传播的可能性。在4月初的同一天,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建议所有美国人都戴口罩,沃尔夫则正在州应急指挥中心的讲台上要求所有宾夕法尼亚人在公共场所都要戴口罩。到4月中旬,这一要求变成了命令,商家接到指示,任何不戴口罩的顾客都不得进入。

各州临时关闭企业的依据是国土安全部在3月中旬发布的一份长达17页的基本企业详细清单,宾州是少数有自己标准的州之一。宾夕法尼亚州社区和经济发展部与州长办公室的官员花了三天时间,整理出一份“生活必需类企业”清单。如果有企业认为分类不当,也可以申请豁免程序。

“从一开始奉行的准则就是,‘我们的决定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宾夕法尼亚州会长戈登·丹林格说,“但不知为什么,各州对如何做才是科学的认识却各不相同。”丹林格举了房地产的例子,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开放日都暂停了,但经纪人却可以安排其他州的买家来参观,只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就可以当面交流。

“宾夕法尼亚是唯一关闭房地产市场的州,”丹林格是一名前立法委员,他说,“这有什么科学依据吗?州长和房地产经纪人谈过了吗?他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吗?没有,完全没有。”与其他州不同,宾夕法尼亚州还关闭了汽车经销商、酒类商店、高尔夫球场、私人营地和建筑工程。

全州4.2万名企业主申请豁免停业令,只有不到七分之一得到批准。位于黑泽尔顿的史密斯花店店主詹妮弗·唐纳德-巴纳什维契就是这群失望的企业主之一,花店从1896年开张一直经营到现在,她十六岁上高中时就开始在花店为史密斯家族工作,直到2014年她四十岁时从创始人的孙子手中买下了这家店。按照国土安全部发布的指南,她可以照常营业(“维护家庭花园植物和相关产品的生长和分销的员工”),但在宾州就不行。在她提出申请几周后,一封电子邮件通知她申请没有通过。她经营着一家花园式花店,关闭一两天后,她看到新闻报道说向西开车一小时有家花店开门营业,正在给顾客送花。“真是莫名其妙!”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商会负责人告诉“宾州聚焦”的两名记者,“宾州聚焦编辑室”是一个由全州新闻机构资助的调查小组,专门制作关于宾州政府的调查性新闻。宾州审计长的一项调查称这些规定是“一种建立在不断变化基础上的主观臆想,对企业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4月中旬,沃尔夫参加了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马萨诸塞、罗得岛和特拉华的州长视频会议。他们共同宣布成立一个多州顾问委员会,就逐步取消各自实施的限制措施交换意见、协调行动。沃尔夫说他“采取了慎重稳妥的办法为未来做准备,同时确保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过了九天,他公布了一份新近制订的彩色编码计划,为分阶段重新开业做出安排。“从关闭到放开,我们不能仅仅按下开关就行。”沃尔夫说。他提醒人们,新冠是一种极易传染的混合病毒,科学家们还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什么时候能结束由病毒说了算,而不是我们。”

宾夕法尼亚州的67个县开始处于红色管制阶段,全州1200万人必须执行居家令。按照红色管制要求,所有非生活必需类企业都要关门,餐馆和酒吧的外卖和送货服务仍然受到限制。实行黄色管制后,意味着取消居家令,所有零售店都可以营业,但只有当一个县都被确定为绿色区域后,“个人护理服务”(美发厅、理发店、按摩室)才能重新开放,而且只允许50%的客容量,也只能预约。“健身和运动设施”(体育馆和水疗馆)以及电影院、娱乐场和购物中心在绿色区域时才能开放,但必须遵守50%客容量的要求,餐馆恢复室内用餐也要限流50%。州长和他的官员们介绍说,从红色到黄色再到绿色,是由一系列因素决定的,包括新增病例的十四天平均数、住院率、检测能力,以及公众可以通过州政府创建的在线仪表盘来监控的其他指标。各个县的人们都在等着州长的一句话,各县什么时候可以进入新的颜色区域由州长说了算。

沃尔夫告诉大家:“最终,我们会对整个复工制定一个判断标准。”

在唐克汉诺克,格伦达看了很多电视报道,特别是几个有影响的主流电视台,像福克斯新闻频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广播公司。“这种情况真是太荒唐了!我不停地伤心流泪,我也一直在考虑申请政府的工资补偿项目,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她说。

有时候,格伦达在店里很想跟人打电话,想得到指导和帮助,或至少有一点同情和依靠。但又能跟谁说呢?“他们现在的情况也都差不多。”她感慨道。

格伦达的母亲深谙经营之道,但新冠疫情暴发时她已经八十五岁了,格伦达尽力避免给她增加额外的压力。即使是生活在怀俄明这个不到3万人口的农业县,也会感觉到病毒就潜藏在门外。《怀俄明县新闻审查员》周报每周四送到,带来了更多的坏消息:病例数不断增加,后果更加严重。全县裁减了三分之一的职员,学校、图书馆和法庭全部关闭。每周都有活动停办或取消:基瓦尼斯一年一度的复活节彩蛋搜寻活动,耶稣受难日的炸鱼聚餐以及本地消防站的宾果游戏都停办了。格伦达和妈妈经常谈论疫情,但只要说到她们的商店,她一直都会说挺好的。

“我不想让妈妈看到我正在经历的这些烦心事,”格伦达说,“我不能让她感到绝望。”

但私下里,格伦达确信她过不了这一关。在网上随意浏览时,她偶然发现了一份关于小企业主对未来看法的调查,一半以上的认为他们活不过疫情。果真如此的话,她实在希望自己是幸存者之一。但公共卫生官员警告说,那些患有特定基础病(有既往病史)的人如果感染了病毒,风险更大。她的商店正在经受结构性障碍的折磨,相当于人的心脏和免疫系统受到了损坏。格伦达知道,商店的存活机会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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