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制度之好坏

若问：各种社会制度，何者是好，何者是坏？我们答，就各种社会之理本身说，无所谓好坏；就人对于社会制度之愿望说，能使人之欲得到满足愈多者，即能使人愈快乐者，其制度即愈好；就一时一地之社会说，则合乎其时其地之某种势之社会制度是好底；否则是坏底。

凡理，就其本身说，或从真际之观点说，皆无所谓好坏，或善恶。从实际之观点说，则凡理皆可说是最好底，最善底，因为每一理都是其类之事物之极。此点我们于第四章中已说。

我们于第四章中说，由人所有之性或由一个人所有之性发出之事，其是恶者，有些是与由人之性发出之事冲突，有些是与某种社会制度冲突。我们在第五章又说，在一社会内，其分子必遵守其社会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其行为合乎此者是道德底，反乎此者是不道德底。但各种社会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不同，所以在某一种社会之内是不道德底行为者，在另一种社会之内可以不是不道德底。假定有两种社会，在其一种中之有些不道德底行为，在其另一种中不是不道德底，则此另一种社会所有之制度是比较好底，因为在其中之人，其欲可以得到较多底满足，其人可以较快乐。

某国家或某民族于一时所行之某种社会制度，本亦是因一种势而有；若其势既变，则此国家或民族所行之社会制度即不能有。此国家或民族，即到我们于上文所说穷则变之阶段。此国家或民族即应因此种新势而变为另一种之社会。如其能如此，此国家或民族即到我们于上文所说变则通之阶段。但此种新势只能使此国家或民族能有一种新社会制度，而不能使其必有一种新社会制度。如此国家或民族不能变通，则即与其原来所行之社会制度，同归于穷，同归于尽。

由此说，一种之社会制度，适合于某国家或民族于一时所遇之某种势者，都是好底。道家注意此点。《庄子·天运》说：“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郭象说：“夫礼义，当其时而用之，则西施也。过时而不弃，则丑人也。”（《庄子·天运》注）法家亦注意此点。《商君书》说：“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更法》）《韩非子》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此皆说：一种社会制度，合时则是好底；不合时即是坏底。合时即是合势。

我们亦不能说，在与我们不同底，或即是较不好底，社会制度中之人，亦必是不快乐底。假使在一种社会制度中之人，能知有一种可以使之较快乐之社会制度，而且知其可以实现，则在此种社会制度中之人，相形之下，定须感觉痛苦。但如在一种社会制度中之人，并不知有可以使人较快乐之别种社会制度，或知之而不知其可以实现，则此人即在原来社会制度之中，亦不必感觉不快乐。例如坐惯飞机之人，因火车较慢，以坐火车为苦事。他可以坐火车为苦事，但不能以为凡坐火车之人皆以坐火车为苦事。若常坐马车之人，今坐火车，不但不以坐火车为苦事，且以为乐事。但如已能坐火车，即无人愿坐马车，如已能坐飞机，即无人愿坐火车。如其有之，如诗人宁舍火车而坐马车，以流连光景者，则系别有原因，乃系个人之例外。若就全社会之一般人说，则不是如此。许多人以为不在我所愿望之社会制度中之人，必痛苦异常，此“以为”是不对底。

不过某社会内之人，如知有较其社会原来所行之社会制度更可使人快乐之社会制度，而且知其可以成为实际底，则对于其社会原来所行之社会制度必感觉不满。其向此新社会制度以趋之力，又非其社会内之保守者的努力所能阻止。盖某种社会内之人，若知有一种新底社会制度，而又知其可成为实际底有，此即此种新底社会，所因而可成为实际地有之某种势已渐来，而此某种社会所原行之某种社会制度，所因而成为实际地有之某种势已渐去之时。

于如此之时，主张革新者，对于势说，是顺；主张保守者，对于势说，是逆。顺势者我们谓之为顺自然。我们于上文说，一理之有实际底例需要一种势，一种势之实际底有需要一种大势。一种大势即对于一理之有实际底例之一时之整个底实际。实际一称自然，所以说是顺自然。

有人说顺势是顺必然，但我们于此只说顺自然，而不说顺必然。照我们的说法，只对于理可说必然。一社会如是某种社会，则此某种社会所有之各种制度，此社会必须行之。用另一句话说，一社会若依照某种社会之理，则必依照所有其所涵蕴者。此是必然。但人之顺势只是顺自然，而不是顺必然。因为势是实际底，并不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