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了,这坎坷跌宕的六十多年。
为了追念老去的岁月,寄托对故人的缅怀,我从以往写的小说里面,选了四篇,编成这个集子。
对于《一双绣花鞋》这篇差点让我遭受灭门之灾的作品,想多写几句,说明过程,匡正视听,以防文坛扒手盗名欺世、鱼目混珠。
它动笔于大跃进的1958年,最初写成一个约六万字的中篇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以下简称《范》。这次,应四川人民出版社领导同志之约,将原稿收入此书)。虽然,它显得那样青涩和粗糙,但被当时的四川省文联主席沙汀同志看到后,来重庆专门约我作了一次长谈。沙老不仅给我许多鼓励,还说已将《茫》转到了峨眉电影制片厂。1964年早春,我在峨影导演张波的指导下,将《茫》的小说稿改成了电影文学剧本。就在这年秋天,通过重庆文联,这个电影文学剧本已开始在重庆及川东地区流传,书名也被著名评书艺术家徐勍改为《一双绣花鞋》(以下简称《绣》本)。随着张波同志的工作调动,这个电影文学剧本又被带到珠江电影制片厂,正在该厂积极筹拍的时候,人间浩劫“文革”开始了。我主要因为这双倒霉的“绣花鞋”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牛棚”。但大串联的红卫兵却以“大批判”为名,把《绣》本“串”到了国内不少地方。紧接着知青下乡,《绣》本更以手抄本形式被广为传抄。从西部边陲的新疆到东海之滨的上海,从亚热带的西双版纳到风雪弥漫的北大荒平原,到处都发现了它的“屐痕”。但当时群众辗转传抄的都是《绣》的电影文学剧本,不是这次才发表的《茫》的小说稿本。不过,这也引起了江青所经营的那家“中央文革小组”的严重不安,将《绣》本定为“流毒全国的特大毒草”,下令全国清烧。当时我已作好被劳改的准备,亲爱的妻子流着热泪连夜为我赶缝了一件蓝布紧身小袄,我至今还保存着这件当年备用的“囚衣”。
“文革”中。乃至以后一段时间,都有人批判《绣》本是“毫无根据的胡编乱造”。这真是活天冤枉,其实我是严格遵循“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个原则进行文艺创作的。解放后我参加革命就到了西南公安部五处,以后又调到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侦察处,转业后还长期从事肃反、审干工作。正因为工作关系,我知道重庆临近解放时,蒋介石曾两次飞渝部署“应变”计划,准备炸毁市内发电、钢铁、兵工等厂;而重庆地下党则发动群众,争锋相对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护厂斗争。这就是我创作《绣》本的时代背景和事件基础。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也各有生活原型,至于主人公沈兰更是以我原来上司(都是侦察处长)的事迹作为素材进行创作的。就连那双在国内到处留下“脚印”的“绣花鞋”,也不是我凭空编造出来的。
那是在1951年全国“镇反”运动高潮中,重庆实施了有名的“3.13”大逮捕,我和当时西南公安部许多年轻干部一起,奉派参加这次行动。当日凌晨零时,我带一个加强班到了重庆南岸龙门浩下浩地区,由当地户籍民警带路,按照分发的名单,逐个抓捕反动骨干分子。在“镇反”的口令声中,工作进程正常。但在逮捕一个“一贯道”点传师后,在他家夜黑灯昏的屋内作例行搜查时,我的手电光射到一个玻砖衣柜下面,突然看见一双黑底白花的绣花鞋,它仿佛还动了一动,让我猛然一惊,马上拔枪侧身扑向柜子后面,却见空无一人,只是在柜子底下搁着一双绣花鞋。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强烈、太深刻了,所以从1958年写《茫》的小说开始,到1964年改成电影剧本,直至1980年拍出电影,我一直将这双绣花鞋写进开篇,作为序幕。
衷心感谢老一辈的革命家们,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祖国山甦水醒,我也扔掉了“预备敌人”“候补人民”这些不言而喻的身份,在政治上获得彻底平反。《绣》的电影文学剧本在1979年7月复刊的《红岩》杂志刊出后,群众排长队购买,杂志一再加印,最后达到17万册。当时国内不少剧团将《绣》本改成若干剧种上演,据珠江电影制片厂创作室在1979年对国内10家报纸广告所作的统计,一段时间改编上演《绣》剧的剧团竟有200多家,剧种多达10个。到1980年由我编剧的电影《雾都茫茫》(即《一双绣花鞋》)作为春节献礼影片向全国发行。随后,又相继拍成电视连续剧《C-3计划》和《一双绣花鞋》在全国公映。三家出版社先后将《绣》出版成书,七家出版社将其改编为连环画,发行量接近一千万册。
1983年以后我调到外贸部门工作,成天在国内外奔忙,根本没有从事文艺创作的业余时间,但却让我有机会接触了不少华侨和外商,丰富了阅历,积累了不少生活素材。1991年后,我有一段难得的喘气时间,便以明代建文帝遁迹重庆南泉的传说为基础,围绕一匣《永乐大典》的得失,写了一篇宣扬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传奇故事《宝笈疑云》(电影剧本改名为《海棠依旧》)群众反映还好。我想,尽管政治风云变幻无常,但民间友谊总是值得珍视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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