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在10月13日的政府声明中宣布,推迟半年调整退休金,要通过巩固经济基础保障福利国家。上届政府决定于1983年7月1日提高1个百分点的增值税(从12%提高到13%),联邦政府将把因此而增加的收入还利于所有公民。科尔在外交政策方面注重连续性,称大西洋同盟为“德国国家理智的核心”。他认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双轨决议、东方条约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该文件在1975年曾遭到基民盟/基社盟的否决。“重新统一”这一概念没有出现在政府声明里,但科尔引用了《1970年4月德国统一公开信》中的一句话:德国政治的目的是“为在欧洲实现一种和平状态而努力—一种德意志民族通过自由抉择获得自身统一的状态”。科尔在声明中指出,“德国人的民族国家已经破碎,德意志民族却生存下来,而且将继续生存下去”,这句话其实完全也可以出自其前任赫尔穆特·施密特之口。
按照执政党联盟的协议,联邦议会选举应在1983年3月6日举行。但这一打算开始时受到联邦总统—一位具有教授资格的国家法学者—在法律上的质疑,因为“信任案并非真实”。科尔置此质疑于不顾,于12月17日在联邦议会启动对他进行信任投票,结果如愿以偿:议会因联合政府各政党弃权、社民党投反对票而对科尔拒绝表示信任。1983年1月6日,卡尔斯滕最终签署了两项法规,解散德国联邦议会并举行选举。2月16日,联邦宪法法院驳回四名联邦议会议员的宪法机构诉讼—他们认为解散联邦议会使其权利受到损害—从而为1983年3月6日的联邦议会选举扫清了道路。
此时,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寻找一位新的总理候选人。赫尔穆特·施密特曾充满自信地率领联邦共和国度过了三重危机—全球经济危机、恐怖危机和增补军备危机,现在不愿意再次出山竞选总理,而且并非完全出于健康的原因:他不仅知道,而且也明确表示,他的政党在不止一个方面跟他认为正确的政策背道而驰。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州长约翰内斯·劳(Johannes Rau)拒绝出任总理候选人后,前联邦部长汉斯-约亨·福格尔(Hans-Jochen Vogel)取代施密特参加竞选。福格尔于1981年1月底曾被选为柏林市长,却在当年6月提前举行的市议会选举中失利,不得不将市长的宝座交给基民盟候选人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
社民党打出的竞选口号是“为了德国的利益”。社会民主党人指责科尔/根舍政府遇到冲突时会把德国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利益之下,政府更重视北约双轨决议中增补军备的部分而不是有关谈判的部分。社民党一篇竞选广告的口号是:“谁选科尔,得到的就是更多的导弹。”基民盟则以经济复苏作为承诺,声称:“谁在3月6日选社民党,谁就砸自己的饭碗。”
1983年3月6日的选举结果表明,联盟党大获全胜,社会民主党遭遇惨败。基民盟和基社盟共赢得48.8%的选票,比1980年多出4.3个百分点。社民党的选票从42.9%下降到38.2%,减少了4.7个百分点,选票所占比重创下自1961年以来的新低。自民党拿到7%,比上次大选减少3.6个百分点。绿党以5.6%的选票首次闯过5%的限制门槛。联盟党和绿党从社民党的损失中得利,社民党“向左转”赶跑了中间派选民,却没能在左翼阵营捞回这些损失。自民党失去了“社会/自由派”的选民,却比政府更迭后不久所预测的好很多。1982年的“转向”在半年后经选民的决定而合法化: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1982年秋季的“转向”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权力更迭;第一次是13年前,即1969年秋社会党/自民党联合政府的形成。从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过渡到联盟党和自民党联盟,并非像被推翻的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及其政府发言人克劳斯·伯林(Klaus Bölling)所描述的,是由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及其自民党领导层密友们的所作所为导致,而是另有原因:一是联合政府各政党在经济、金融与社会政策上日渐疏远,二是社民党本身在安全政策上愈来愈四分五裂。在社民党1982年4月的慕尼黑党代会上,赫尔穆特·施密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阻止了代表们放弃北约的双轨决议。
跟英国从卡拉汉到撒切尔、美国从卡特到里根、法国从吉斯卡尔到密特朗的政权更迭不同,从赫尔穆特·施密特到赫尔穆特·科尔的过渡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来说并未带来根本性的转变。科尔在1982年10月宣布的“精神与道德之转折”并未出现,也没有实施以1982年9月拉姆斯多夫文件为精神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调整。非但如此,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劳工部部长诺贝特·布吕姆的领导下,用于社会救济的支出从1982年的170亿马克升至1988年的270亿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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