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利坚合众国来说,1989/1990年之交在外交政策上等着灭火的不只是德国。一个火药桶—巴拿马,就在美国的家门口。自总统奥马尔·托里霍斯(Omar Torrijos)于1981年7月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后,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Manuel Antonio Noriega),一个长期拿薪酬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一步一步地攫取了权力。从1983年正式成为国民警卫队司令以来,诺列加对华盛顿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从后勤上支持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反共游击队。但是,他行使及扩充其权力的方式与方法日益让他成为政治上的累赘:谋杀一名著名的国内政治对手—反对派政治家乌戈·斯帕达福拉(Hugo Spadafora);一再反复操纵选举;以及他在国际毒品交易中所扮演的负面角色,这一角色也是美国从1987年底以来对他进行刑事调查的原因。
卡特和托里霍斯于1977年签署的关于巴拿马运河未来的新协议从1979年开始生效,根据这项协议,美国对运河区的主权将在1999年12月31日正式结束。因此,布什政府自然对这个中美洲国家的稳定非常关切。在1989年10月的一场针对诺列加的政变夭折后,布什总统决定,想方设法在巴拿马实现政权更迭。不久,巴拿马的这位统治者自己为一场军事干预提供了口实,而布什可以希望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能理解进行干涉的缘由:12月15日—这也是诺列加让国民议会任命他为拥有特别全权的政府首脑之日—他宣布,面对美国持续不断的军事威胁,巴拿马进入战时状态。此后不久,一名美国士兵被(诺列加指挥的)巴拿马国防军打死,另一名美国士兵受到残酷的折磨。
布什总统随即下令实施美国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干预—“正义之师行动”(Operation Just Cause):28000名士兵于12月20日在300架部分高度现代化的飞机的支持下进入巴拿马。短暂的入侵行动仅持续了四天,以入侵者的胜利而结束,23名美国士兵和500多名巴拿马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诺列加进入梵蒂冈使馆避难,1月初向美国军队自首。他被带到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立即被逮捕。在历时八个月的审理后,迈阿密的一家法院于1992年7月判处他40年徒刑。美国部队入侵后不久,在野党领导人吉列尔莫·恩达拉(Guillermo Endara)成为巴拿马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他曾赢得了1989年5月的总统选举,却被国家选举委员会以选举无效的理由阻止上任。
正如历史学家肖恩·威伦茨(Sean Wilentz)所言,美国入侵巴拿马是冷战结束后发生的第一次干预行动。此次干预跟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没有丝毫瓜葛,而是针对一名共产主义的死敌。诺列加操纵的毒品走私是对美国主权的一种威胁。在1990年1月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受访的美国人中有74%认为干预巴拿马理由充分,19%的人觉得没有道理。保守派人士曾指责布什在巴拿马问题上犹豫太久,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不再发声。就国内政策而言,干预行动让总统得到了回报。
从世界政治来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是个比诺列加危险许多倍的火药桶。1988年8月20日,那场八年前由萨达姆发动的两伊战争以停火而告终,停火的基础是联合国安理会1987年7月20日的598号决议。从1987年初起,当时还在里根政府领导下的美国或多或少地公开站到伊拉克一边介入战争,主要原因是伊朗对科威特油轮的水雷攻击。此后,这些油船“易帜”转而成为美国船只并在美国海军的护卫下通过波斯湾。就连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秘书长、萨达姆的表弟、人称“化学阿里”(Chemie-Ali)的阿里·哈桑(Ali Hassan)于1988年3月下令用毒气弹对伊朗占领的哈莱卜杰市(Halabja)的库尔德居民进行轰炸时,华盛顿也没有停止过给巴格达以情报上的支援。在这次轰炸中有近5000人丧命,这一行动是萨达姆为镇压库尔德人的起义所采取的战略手段之一。战争结束后,这一手段仍在继续,1988年底有近10万名库尔德人逃亡土耳其。
萨达姆战后政策的特点是,希望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面摆脱伊拉克在战争期间累积起来的债务负担:伊拉克靠“借债度日”,在阿拉伯邻国和西方银行各欠债400亿美元;伊拉克每年不得不拿出80亿美元偿还债务。随着原油价格迅速下滑,伊拉克的经济问题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作为击败过伊朗阿亚图拉政权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萨达姆盛气凌人,十分霸道,在跟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交往中也相应表现得特别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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