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东西方之间的对立已经十分严重,人们在1940年代末却还真诚地尝试着填平沟壑。1945年,联合国的所有创始成员国通过《联合国宪章》承诺,不仅要维护世界和平,忍让与睦邻友好,而且重申尊重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支持人人享有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联合国成员国的这一举措,远远超越了1941年8月14日《大西洋宪章》所做的承诺。该宪章由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温斯顿·丘吉尔签署,为的是理顺战后的世界秩序。《大西洋宪章》强调自决权,却没有承认人权。
《联合国宪章》对人权的表述,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石,该宣言由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以48票赞成、8票弃权得到通过。人权宣言是由美国总统遗孀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领导的人权委员会的杰作。罗斯福总统在任期间,各大洲都曾无数次向他提出建议或发出呼吁,但并非所有的建议都被采纳。殖民地发出的关于欧洲强权殖民统治与人权相悖的无数次呐喊就无人理会。美国黑人民权主义运动先锋威廉·杜波依斯(William E.B.Dubois)要求结束歧视美国黑人的要求,虽然得到亚洲、非洲以及苏联的广泛支持,但在宣言里只在一般性条款中得到响应:任何人不得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而有所区别。相反,人权宣言的重要作者之一、法国法学家、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勒内·卡森(René Cassin)却如愿以偿,成功地把天主教社会教义的思想纳入了宣言中有关正义的条款。
人权宣言的基本思想主要来源于1776年7月4日的《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1789年8月26日法国国民大会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I’homme et du citoyen)以及1791年美国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暨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正因如此,《世界人权宣言》开篇伊始,就承认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可转移的权利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到法治(rule of law)的保护。
人权宣言包含所有经典的基本权利,诸如新闻、结社、集会自由,生活与人身安全,迁徙与个人财产所有权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41年1月6日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中所宣布的畏惧与缺陷的自由以及男女平等。人权宣言明确禁止奴隶、奴隶买卖和奴役,酷刑以及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处罚。
宣言历数社会的基本权利,包括社会保障和工作,免于失业的保障,自由选择职业,同工同酬,合适的报酬,参加工会,休息和闲暇,带薪休假,享受一定的生活水准,医疗和教育,至少初级和基本阶段的教育应当免费。“民主”的概念在人权宣言中没有出现,但在第21条中赋予每个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举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政府权力的基础应该是人民的意志,这一意志应该通过定期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该是普遍的、自由的、平等的和保密的。
倘若联合国各成员国把《世界人权宣言》当作对制定法律和政策具有约束力的准绳,那么世界原本应该是另一番天地:没有暴力统治和压迫,没有有恃无恐的特权或歧视,一个把不容践踏的尊严和与生俱有的权利视为最大财富的国家共同体。但是,赞同1948年12月10日的人权宣言并不代表在内容上完全同意人权委员会的草案。在美利坚合众国,有关社会正义的条款遭到极端保守派的抗议,其中有些人甚至怀疑勒内·卡森为隐藏的共产党人。1948年以后,美国对黑人民众,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原住居民的歧视几乎没有收敛,就像挪威对萨米人(Samen)或拉普人(Lappen),或欧洲大部地区对辛提人(Sinti)和罗姆人(Roma)的歧视一样。而在欧洲的殖民地,《世界人权宣言》起初也没有带来任何变化。
在联合国大会中投弃权票的国家原因各有不同。苏联及其盟友虽然声称草案对经济和社会的权利考虑得太少,并且放弃了对法西斯主义的鞭挞,其实,这些国家主要是不想让别人指责它们承认个人的自由权利,却日复一日地予以践踏。南斯拉夫的弃权票应该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沙特阿拉伯既不想赋予其臣仆们改变信仰的权利,也不想让成年的男男女女不受宗教教规的阻碍去婚嫁和成立家庭。南非联邦(Südafrikanische Union)正在建立法律基础,以实行彻底的种族隔离(Apartheid),包括禁止“混合种族”的婚姻和白人与非白人间的私密关系。就比勒陀利亚政府而言,对于鄙视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这样的规定,自然是躲避得越远越好。也门和洪都拉斯这两个国家则以不参加投票来表达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蔑视。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