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联共产党的头号人物来说,1956年秋季两场危机的结束并不表示他在党内的地位就毫无争议了。赫鲁晓夫的死对头都是高级干部,他们认为他的非斯大林化政策对党内和党外都极其危险。他的农业大项目,如在西伯利亚西部、哈萨克斯坦北部、伏尔加地区和北高加索地区开垦荒地,都无法实现。因此,他们想尽办法要把他拉下马。1956年7月被撤职的前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前部长会议主席、现任电力部长马林科夫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Kaganowitsch)都属于这一行列。经过精心的准备,他们在1957年6月18日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即政治局前身—会议上提出议案,今后取消第一书记的职位并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有关议案以便通过。主席团以7票对4票通过了该项决议。
赫鲁晓夫没有就此束手就擒。他请求中断会议并得到批准。紧接着,他发动所有没有到会的中央委员并在国防部长朱可夫的支持下—他在幕后以发动政变相要挟—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6月22日到7月4日的全会上,这些反对派成员被宣布为“反党集团”,赫鲁晓夫获准继续担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一些在全会期间才转换阵营的高级干部获得宽大处理并留任了一段时间:布尔加宁保留其职务到1958年3月,伏罗希洛夫元帅(Woroschilow)也继续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即国家最高元首,直到1960年夏天。新进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有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后来他在1964年10月成为赫鲁晓夫的接班人。
在新当选的主席团的支持下,赫鲁晓夫于1957年9月主持通过了一个七年计划,代替1956年通过后又中止实施的五年计划。新计划规定,农业总产量到1965年要增长70%,而到那年实际上只增长了14%。同样不切实际的还有后来的工业指标:根据1961年的苏共计划,工业生产要在10年内翻两番半,从而超过美国。事实上,到1965年时虽然缩小了与美国工业生产的差距—1950年苏联的经济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近33%,15年后为45%—但就人均生产水平来看,苏联到了1960年代中期在工业国家的排名中也只列第20位。这一结果说明,赫鲁晓夫的计划指标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1957年的秋天,苏联在另一个领域倒确实把美国甩在了后面。8月26日,苏联首次成功发射了装有核弹头的洲际导弹。接着又在10月4日把第一颗带有一个发射台和四根棒形天线的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Sputnik,旅程伴侣)送上了空间轨道,这一事件在美国引发了轰动一时的“斯普特尼克恐惧”。11月3日,“斯普特尼克2号”首次搭载一个生物—小母狗莱卡(Laika)飞上了天空。
赫鲁晓夫利用苏联赢得的新优势,于11月6日要求举行高峰会议跟美国进行直接谈判并且指出,携带热核武器的新式弹道导弹降低了常规武器的价值,如果大国之间缺乏合作,有可能使上百万人丧失生命并摧毁多少代人积累起来的生活空间。1957年12月,苏联支持波兰外长亚当·拉帕茨基(Adam Rapacki)于10月提出的建议,让中欧成为军备稀少、没有核武器的地区。就在12月,核动力破冰船“列宁”号举行了下水典礼。
1958年,赫鲁晓夫达到了其权力的巅峰。在撤销布尔加宁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并于3月27日将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这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又兼任政府首脑的职务,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集体领导”的原则已经走到了尽头。随着个人权力的扩张,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上也开始强硬起来。南斯拉夫因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被这位苏联党魁斥责为帝国主义的帮凶。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不仅让南斯拉夫,也让苏联的东正教会和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亲身领教。帕斯捷尔纳克于1958年10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却因莫斯科的压力未能接受这一表彰。
有很多迹象表明,赫鲁晓夫之所以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上变得强硬,部分原因是为了回击毛泽东给他戴的“修正主义”帽子。在庆祝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虽然于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强调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作用,并因为苏联在航天方面的成就发出了“东风压倒了西风”的论断,但毛泽东同时也让东道主明白,他不认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走的路线:既不同意以议会的形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也不同意“和平共处”的誓言和断然拒绝打核武战争。
1958年5月,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占了上风。8月,他们宣布以“大跃进”和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形式进行不断革命—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推进现代化的群众运动,以此要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走一条完全不同于苏联的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从这时起,赫鲁晓夫不得不随时做好准备,跟另一个共产党大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在推行针对资本主义西方的政策时,他也始终不能忽视这一点。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