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期,联邦德国在经济上是西欧最成功的国家,这一点毫无争议。1955~1960年,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6.4%,意大利为5.4%,法国是4.8%,而英国只有2.5%。让麦克米伦政府坐立不安的还有其他经济数据:英国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在1950~1960年从25.5%下降到16.5%,而联邦德国在同一时期则由7.3%上升到19.3%。英国对英联邦的出口1950~1960年由12.6亿英镑减少到11.9亿英镑,这意味着在英国的出口总额中由47%降到40%。同一时期,英国对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国家的出口从3.78亿英镑上升到5.19亿英镑,对欧洲经济共同体(EWG)国家的出口从4.68亿英镑增加到7.62亿英镑。就是说,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出口比对欧洲自贸联盟的出口强劲得多,而西欧在英国出口中所占比重明显超过了英联邦。
在1959年的选举年中,英国经济经历了短期繁荣,主要是因为国家为振兴经济所采取的措施。1960/1961年,英国的贸易和国际收支出现巨大的赤字,英镑在1961年春季只能依靠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采取的统一行动,特别是联邦德国的参与才得以稳定。在英国的公众社会蔓延着一种经济上迅速衰落的感觉,最根本的原因是本国企业家的某种惰性。在帝国时代,他们不用像没有很多特权的国家的企业家那样以同等规模从事发明与创新。“英国病”(English disease)和“滞胀”(stagflation,停滞与通货膨胀的组合)这两个概念流传开来,而且人们毫不怀疑:如果国家的物质基础继续萎缩的话,英国所坚守的世界大国地位有可能逐渐被掏空。
英国政府于1961年规定,到1962年4月为止全面停止加薪,这项措施引起了工会的大规模抗议,也没取得多大效果。一个由商务部常务次官弗兰克·李(Frank Lee)领导的跨部委委员会早在1960年5月就得出结论,走出危机的道路只有一条:英国尽快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英国工业界的看法也与此类似。
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之所以在1961年夏也接受了这一立场,主要出于政治原因:英联邦已经不再是英国强大的象征,此时在经济上也更多地变成了一种负担。除麦克米伦外,大部分处于领导地位的保守党人以及部分工党成员也都希望加入经济共同体以后,英国可以在共同体担当领袖角色,让西欧起到英联邦在过去曾经起到的作用:弘扬英国的世界威望。除此之外,还有华盛顿的敦促,美国自始至终都对欧洲自贸联盟持怀疑态度。1961年4月,肯尼迪总统在麦克米伦访问白宫时告诉他,美国希望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后可以对固执己见的戴高乐将军发挥制约作用。英国若接受美国的建议,则可以在美国与西欧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这正是外交大臣霍姆勋爵特别期待的。
西欧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共同农业市场的形成,在伦敦引起了不安,这项建议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于1960年3月和7月向部长理事会提出的。经济共同体越是朝着超民族的方向发展,英国一旦加入,就会越多地损失其民族的独立主权。英国越早加入经济共同体,阻止这一发展趋势的机会就越大。总体来说,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原因促使英国政府在1961年8月10日正式提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这一行动得到了下议院的支持,工党在投票时弃权。同一天,欧洲自贸联盟的另一个国家丹麦也迈出了相同的一步。早在一周前,不属于自贸区的爱尔兰已经提出了申请。
凡是“超民族的”或者听起来是“超民族的”,麦克米伦都是坚定的反对者,他在欧洲大陆还有一个志同道合者:夏尔·戴高乐。这位法国总统在1958年5月重新掌权后既巩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也加强了法国的世界地位,成绩显著。在戴高乐的领导下,法国经历了一段持续的经济繁荣期。1960年初,德勃雷政府引入了新法郎(旧法郎在此期间已经贬值,新旧之比为1∶100),为稳定法国货币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第五共和国的历届政府都重视国家的规划机构—规划委员会;政府还系统地推进原子能发电,投资地方发展,促进高级中学的发展,以此把法国带入了一条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不用惧怕跟联邦德国进行对比。1960年起,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不低于5%;工业生产指数如果以1938年为基数,在1957~1967年从204增加到335。面对经济过热的危险,蓬皮杜政府自1963年起采取对策,冻结重要工业品的价格,限制贷款和实行工资指导条例。农业对经济增长也做出了贡献。企业的平均规模在增大;机械化使很多农业工人空闲下来,他们向城市流动。农业经营者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从1946年的36%下降到1972年的12%和1982年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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