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议会对戴高乐将军的各届政府所提交的法律草案并非一概举手赞成。德勃雷政府于1959年12月提出了一项承认私人学校特殊地位的法案,招致世俗主义左派起来反对政府。1960年1月,温和右派名声最响的政治家之一、农民中心党的财政部部长安托万·比内辞职,原因是对德勃雷主持政府会议时的独断专行不满。1962年初,戴高乐在国民议会中不再具有多数,总统于4月14日,即埃维昂和平协定签署几天后,解除了德勃雷的政府总理职务并任命乔治·蓬皮杜—一位水平极高但当时在政治上还缺乏经验的政府官员为其继任者。4月27日,在对政府声明进行表决时,蓬皮杜获得259张赞成票,128名议员投了反对票,119人弃权。这样,议员中只有微弱多数支持新任总理,按照勒内·雷蒙的看法,这一结果令人痛苦地想到第四共和国的情形。
在外交方面,法国于1960年2月13日在撒哈拉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戴高乐向世人表示,他矢志不移,要把法国提升到核大国的地位。接下来的两次核试验成功以后,“核威慑”计划轮廓显现。共产党和社会党人的一项谴责议案得到150名右翼和中间党派的支持,却不能阻挡德勃雷政府在国家预算中拨款用于购买法国国防中核武器所需的元器件。戴高乐早在1959年就通过取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法国地中海舰队指挥权的方式,开始让法国部分退出北约军事组织。建立“核威慑”凸显他的愿望,在大西洋同盟内以合作代替融合,不让法国的主权受到世界上任何大国的限制—就连西方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也不例外。但华盛顿丝毫没有考虑迎合法国的愿望,不同意戴高乐1959年夏天提出的要求,即要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置于美、英、法三国的直接指挥之下。
无论是面对美国还是在欧洲舞台上,戴高乐都表现出对主权的自豪。长期以来,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由相互密切合作的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欧洲,共同形成一个跟美国和苏联相抗衡的力量。在戴高乐的心目中,只要还分为东方和西方,欧洲大陆暂时就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六个成员国。他不想看到英国的加入,因为英国在他眼里不过是美国的特洛伊木马而已。但这六个国家不应该通过一体化之路—像布鲁塞尔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所做的那样—融合在一起,而应该联合成一个政治联盟。这一联盟是未来欧洲邦联的萌芽,应该具有跨政府的特征,其地位应当高于而不是平行于已经存在的欧洲各种机构:这些设想可以在1960年9月的一份部长备忘录中看到。
由于法国的这一计划也包含经济与国防政策,从而涉及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职能范围,所以遭到法国的西欧伙伴们的反对,尤其是特别推崇大西洋同盟精神的荷兰。1960年2月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六国政府首脑会议上,荷兰外交大臣约瑟夫·伦斯(Joseph Luns)阻止了一项关于今后定期召开国家与政府首脑会议的决议。会议指定以法国外交家克里斯蒂安·富歇(Christian Fouchet)为首的一个委员会考虑如何组织各国政府在政治上的合作。1961年7月18日在波恩举行的另一次首脑会议上做出决定,定期举行国家与政府首脑会晤,同时保证现存的欧洲机构不动,具体细节由富歇委员会来制定。
三周后,即1961年8月10日,英国提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伦敦的这一步骤让共同体较小成员国中戴高乐欧洲政策的批评者,尤其是荷兰备受鼓舞。由富歇在10月提出的第一份关于欧洲政治联盟的计划被委员会打回,要求进行修改。戴高乐于1962年指示对富歇的新草案进行修改,要求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重要政治职能转交给政治联盟,这样,他自己无意中对自己的计划宣判了死刑。荷兰和比利时明确表示,没有英国,它们就不会加入这样的政治联盟。1962年4月17日在巴黎举行的六国外交部部长会议上,阿登纳跟意大利总理阿明托雷·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虽然尽力调解,“富歇II号”方案还是流产:除伦斯外,比利时外长保罗-亨利·斯巴克也要求在政治联盟条约生效之前,必须首先让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马上建议中止谈判。外交部部长们只好宣布谈判失败。《新苏黎世报》在三个月后评论巴黎会谈的结局时总结道:“硝烟过后,剩下的是一个停滞的欧洲。”
戴高乐于1962年5月15日在爱丽舍宫召开记者招待会,对他的失败做出回应。戴高乐在会上虽然把1月决定建成共同农业市场当作法国政策的一项胜利,但同时明确表示,他想把欧洲的融合限制在经济范畴内。为了把欧洲变成一个政治整体(un ensemble politique),需要各国的合作。他指责那些批评这一建议的跨民族人士散布一种空想的结构。他还嘲笑那些人想要一个不再讲法语、德语或意大利语的欧洲,一个使用像世界语或沃拉普克语 那样的人造世界语言的欧洲,还讽刺那些人是为了超越现实、喜欢在阿拉丁的神灯之下做着黄粱美梦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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