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哪个东欧阵营的国家从战后初期开始真正称得上“对莫斯科马首是瞻”的话,那就是保加利亚。自1954年以来,托多尔·日夫科夫一直担任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他从未因为偏离苏联共产党的路线而引人注目。当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87年1月明确无误地决定走民主化道路时,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新路线起初表示担忧,仅仅几个月后又让党的领导层决定,推行保加利亚式的经济政策“改革”。在日夫科夫的保加利亚当然谈不上民主化,更不用说对少数民族实行宽容政策了。
自1980年代初起,占保加利亚人口大约十分之一的土耳其族人感受到巨大的同化压力。所有迹象表明,日夫科夫之所以发动一场民族间的争斗,为的是转移人们对保加利亚严重的经济问题的关注,这些经济问题是第二次石油价格危机造成的。根据官方的宣传,保加利亚土耳其人事实上并非土耳其人,而是被强迫伊斯兰化的保加利亚人,必须让他们回归自己的民族之根。作为相应的配合措施,在媒体上和教育领域都不准使用土耳其语,1985年还规定有土耳其姓名的保加利亚人必须换用保加利亚姓名。由于土耳其少数民族不堪压迫,两个族群的民族主义分子之间发生了多次流血冲突,政府在1985年甚至下令动用了装甲车。1989年5月至8月,最终有300多万名保加利亚土耳其人大规模出逃到土耳其。戈尔巴乔夫私下里呼吁日夫科夫保持克制,却无效果,日夫科夫对土耳其、美国和联合国的强烈抗议也同样置若罔闻。要等到东欧发生革命性剧变,政治局里以外交部部长佩特尔·姆拉德诺夫(Petǎr Mladenow)为首的日夫科夫的批评者们才会在当年秋天采取行动,推翻这位刚愎自用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在捷克斯洛伐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欢欣鼓舞,但给党的领导层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担忧。“改革”与“公开性”立刻让人想到“布拉格之春”;在以瓦西尔·比拉克(Vasic Bilak)为首的正统派眼里,迈向民主的每一步都意味着“反革命”势力有可能卷土重来,而这些势力在1968年8月只能借助华沙条约国家的干预才被镇压下去。在党的最高机构—主席团里,比拉克的拥护者跟以总理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为首的“务实派”相比拥有七比三的稳定多数。党的最高领导人古斯塔夫·胡萨克则游离于两派之间,但努力在戈尔巴乔夫面前营造一种印象,好像他并不反对对现行路线做出谨慎的调整。
当什特劳加尔于1986年12月在中央委员会上提出减少补贴并将捷克斯洛伐克的物价提高到世界市场水平时,比拉克觉得有必要发出警告,苏联同志的条件完全不同于捷克共产党,所以,如果按照“改革”和“公开性”的精神在捷克斯洛伐克对经济进行“改造”,有可能造成不可预知的风险。1987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受到约五万人的狂热欢呼,这是一个让教条主义者深感震惊的事件。1987年12月,胡萨克显然出于自愿辞去捷克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却保留了总统一职。接替他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米洛什·雅克什(Miloš Jakeš)曾以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而出名,他只愿意在很小的程度上向务实派让步。1988年10月,他逼迫什特劳加尔辞去政府首脑的职务,由其副手拉吉斯拉夫·阿达麦茨(Ladislav Adamec)接任。两个月后,比拉克退出主席团,据称是出于年龄原因。
1980年代,许多问题让捷克斯洛伐克的的民众感到惴惴不安,位居前列的要数过度烧煤和化工工业的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四分之一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生活在有害空气里,三分之一的森林因酸雨而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已经死亡,三分之一的小溪与河流在生物学上也已死亡。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民经济因第二次石油价格危机受到严重挫折:工业生产在1983年下降了2.7%,农业生产和国民总收入分别减少了2.2%。1980年代后半期虽然略有增长,却远远低于1986年底通过的第八个五年计划中雄心勃勃的规划。
什特劳加尔启动的谨慎经济改革没有使政治气候得到改善:阻碍教会活动和对《七七宪章》积极分子的迫害仍在持续。反对派于1988年8月21日举行集会,纪念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20周年,结果遭到武力镇压。1989年1月15日是大学生扬·帕拉赫为抗议侵略自焚20周年纪念日,好几千人聚集在布拉格的文策尔广场上,追思这一抗议镇压“布拉格之春”的行动,结果遭到警察的毒打和驱赶。将近3000名作家、科学家和戏剧工作者签署了一封抗议信,对警方的行为提出抗议。捷克共产党却根本不为所动。名副其实的改革政策始终面临着一个显然难以逾越的障碍:1968年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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