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署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近三个月后,即1975年11月中旬,美国、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国家与政府首脑杰拉尔德·福特、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哈罗德·威尔逊、赫尔穆特·施密特、阿尔多·莫罗和三木武夫(Takeo Miki)由各自的外交部部长陪同,在巴黎郊区的朗布依埃宫会晤,以首届“世界经济首脑会议”载入史册。起先,福特对吉斯卡尔和施密特召开此会的想法持怀疑态度,后来在赫尔辛基被施密特说服,意识到世界上最重要的民主国家就贸易、金融与能源政策进行协调,这样的努力十分必要。福特曾希望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加拿大也参加会议,却没有通过东道主吉斯卡尔这一关,因为法国总统想避免盎格鲁—撒克逊诸国太占上风。及至1976年6月,应美国的邀请在波多黎各举行的第二次世界经济峰会上,加拿大才由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作为代表参加,“六大国”—“G6”由此成为“G7”。
G6起源于“图书馆小组”会议,即1973年3月首次在白宫图书馆召开的会议。该小组由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及之后的日本的财政部部长组成,他们是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安东尼·巴伯(Anthony Barber)、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赫尔穆特·施密特和福田赳夫(Takeo Fukuda)。这些财长们在“十国俱乐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重要的成员国委员会磋商之前定期会晤,商讨稳定汇率的措施。在吉斯卡尔就任法国总统、施密特成为联邦德国总理以后,最重要的工业国家把磋商的级别提到更高级别,这一想法也就水到渠成了。在1973年10月的石油危机冲击下,西方工业国家和日本之间的密切合作更加紧迫:所有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属于依赖进口的石油消费国;跟石油生产卡特尔—欧佩克谈妥有利的供油条件自然是各方希望的结果,大家必须拧成一股绳。
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经济峰会主要是施密特努力的结果,并非因为意大利在经济上所起的作用,而是希望针对意大利“欧洲共产党人”的影响为天民党人阿尔多·莫罗的少数派政府撑腰。在朗布依埃会晤期间,主要是亨利·基辛格极力推动采取一项政策,目的是打破石油生产国的统一战线及其跟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策略同盟,用市场的力量抗衡卡特尔的力量—但这种战略带来的只可能是长期而非短期的效果。在国际货币问题方面,美国人跟法国人的立场开始时分歧很大:美国人坚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放任汇率自由;法国则竭力要回归固定汇率,这也得到联邦德国的支持。根据峰会公报,所有与会国在峰会上一致同意,“在世界经济的基本经济与金融条件方面努力重新构建更为牢固的稳定性”。为达此目的,要“采取措施消除不正当的市场条件或盲目的汇率波动”。在这一框架之下,一个临时委员会于1976年首次在牙买加碰头并制定出规定,要遵守较为严格的预算与财政政策纪律,这些规定在1978年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约的相应补充条款。
朗布依埃首脑会议的意义,正如基辛格在回顾时所描述的,在于“开启了民主国家之间制度化的经济与政治合作的新时代”。在1975年12月由吉斯卡尔召开的巴黎国际经济合作会议,简称为北—南会议的石油生产国跟石油消费国对话论坛上,G6总体上行动一致。不久,工业化民主国家间的矛盾在另一条“战线”上爆发:以联邦德国和日本那样更多以稳定为导向的国家跟集中强调经济增长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特别是英国之间的对立。世界经济峰会为消除此类分歧贡献极大,前提是这种可能性存在。及至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依然如此,虽然这种峰会早已成为引起轰动效应的新闻大餐,完全有别于朗布依埃峰会具有亲密工作气氛的第一次会晤。
1977年2月,参加过朗布依埃峰会的政治家只剩下两人还在任上:吉斯卡尔·德斯坦和赫尔穆特·施密特。1976年3月16日,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意外辞职。其继任者为前外交大臣、64岁的詹姆斯·卡拉汉,比威尔逊大四岁。接任卡拉汉外交大臣一职的是前环境大臣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因为议员退党和保守党赢得补选,工党政府自1976年4月起不再拥有议会多数:这是一个尴尬的局面,又恰好碰上经济衰退,结果英镑汇率在6月下旬跌至1英镑兑1.714美元。7月29日,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人朱利奥·安德烈奥蒂(Guilio Andreotti)接替其党内朋友阿尔多·莫罗担任总理职务。8月25日,戴高乐派的雅克·希拉克宣布辞去法国总理职务,原因是一段时期以来他觉得吉斯卡尔的政策过于自由化。希拉克的继任者为无党派的外贸部长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一位坚定的经济自由主义者。1976年12月,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因为坚决打击腐败而辞去政府首脑和自民党党魁的职务。这两个职位均由其前副手、大藏大臣福田赳夫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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