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美国一样,其西欧盟国在1970年代下半期也在为能源安全而烦恼。在大多数政府看来,原子能是前途无量的一种能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不例外。勃兰特政府在1973年10月宣布,需要建设近100个新的大型发电厂,其中核电厂要承担这一额外需求的一半。但是,执政者认为必不可少的措施在很多人的眼里却无疑是灭顶之灾。1975年,围绕着在巴登南部的维尔(Wyhl)建造一座核电站的问题发生了暴力冲突。1976年11月,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布罗克多夫(Brokdorf)多次出现了更加令人生畏的场面—武装起来的共产主义小组蒙面参加闹事,对此,汉堡的《时代》周刊用“威尔斯特马什(Wilstermarsch)的内战”来形容。1980年春季,围绕着要在下萨克森州文德兰的戈莱本(Gorleben,Wendland)进行深钻的计划展开了一场争论,深钻的目的是试验永久储存放射性废料的可能性。
普遍拒绝核能表达了人们对技术进步可控性的怀疑和对能否保住自然环境日益增加的担忧。对人类因核能而自我毁灭的恐惧,无论是通过原子弹还是核电厂事故,在所有的工业社会里蔓延,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联邦德国这般强烈。在联邦德国,对那场咎由自取的灭顶之灾—1945年的“崩溃”记忆无处不在。大概正因如此,联邦德国才发展成为环保运动最为成功的国度—一个赞成或否定核能立即上升到信仰高度的国度。
从1976年底开始,“布罗克多夫之战”引发的争论分裂了波恩政府阵营,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内拥护和平利用核能的人,其中包括总理施密特,跟以前发展援助部部长埃哈德·埃普勒尔(Erhard Eppler)为首的坚定反对派针锋相对。1977年11月在汉堡举行的联邦党代会上,施密特竭尽全力通过了一项妥协方案,既为利用核能留了后路,也保留了今后放弃它的可能性,但从原则上承认煤炭在利用能源方面享有优先地位。这样做,不过是推迟了这场冲突的爆发而已。
对社民党人来说,这场关于核能的争论事关该党作为一个人民党的未来。如果坚决否定这一能源形式,就会在1970年代末引发跟工会的冲突。如果无条件地赞成,社民党就会失去让一部分反核运动—一个年轻一代的运动向自己靠拢的机会。就这一妥协而言,党主席勃兰特更倾向于埃普勒尔而不是施密特。勃兰特早在1977年9月就向他的党发出警告说,如果新建一个绿党,社民党必将陷于困境之中。他要求社民党“自己变成一个带有绿色的政党”。受1979年第二次石油冲击的影响—对此后文另叙—施密特暂时战胜了埃普勒尔。但社民党不得不为这一结果付出代价:1980年初,来自联邦共和国各地的生态与反核组织联合组成一个新党—“绿党”。绿党成为社民党的最大竞争对手,它对社民党的威胁之大,要超过任何一个“久经考验的”的政党。
在1977年的联邦德国,内政的首要议题并非反核抗议,而是极左派的恐怖活动。4月7日,总检察长西格弗里德·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在卡尔斯鲁厄被“红军旅-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突击队”杀害。他的司机同他一起遇难;六天后,一名司法警官因伤势过重去世。下一个受害者是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主席于尔根·蓬托(Jürgen Ponto)。他在1977年7月30日的一次绑架企图中遭到谋杀,地点在他位于法兰克福附近的上乌瑟尔(Oberursel)的住所。9月5日,德国雇主联合会和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Hanns Martin Schleyer)在科隆遇袭。其司机和陪同他的三名警官当场被枪杀,施莱尔本人被绑架。第二天,一个名为“红军旅-西格弗里德·豪斯纳突击队”的组织要求用11名在押的恐怖分子交换施莱尔,给每一个被释放者支付10万马克并立即停止所有的搜捕行动。
施莱尔遭到绑架标志着联邦德国开始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内政危机。在六周内,所有最重要的决定都由两个特设机构做出:“小范围”和“政治磋商大圈子”。“小范围”每天开会,成员包括联邦总理、外交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司法部部长、总理府国务秘书、联邦政府新闻发言人、总检察长和联邦刑侦局局长。“政治磋商大圈子”每周碰头一到两次,除“小范围”的参与者外,还有联邦议会各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以及关押恐怖分子的各州州长。
联邦总理施密特态度坚决,就像他在9月15日所宣布的那样,要采用一切法治国家允许的手段跟恐怖分子做斗争。为了赢得时间并使隐蔽的侦查工作尽快成功,联邦政府实行了新闻封锁并为几乎所有的媒体所认同。联邦政府于9月28日向联邦议会提交《禁止接触法》,该法要禁止在押的恐怖分子之间以及恐怖分子跟外界的联系,使犯人跟其律师的接触也无法进行。该法案之严厉,已触及法治国家的临界点,但完全符合恐怖主义挑战的严峻性。《禁止接触法》通过紧急程序在10月2日生效并立刻被应用到施莱尔的绑架者想要释放的那些犯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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