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东西方之间的对立已经十分严重,人们在1940年代末却还真诚地尝试着填平沟壑。1945年,联合国的所有创始成员国通过《联合国宪章》承诺,不仅要维护世界和平,忍让与睦邻友好,而且重申尊重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支持人人享有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联合国成员国的这一举措,远远超越了1941年8月14日《大西洋宪章》所做的承诺。该宪章由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温斯顿·丘吉尔签署,为的是理顺战后的世界秩序。《大西洋宪章》强调自决权,却没有承认人权。
《联合国宪章》对人权的表述,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石,该宣言由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以48票赞成、8票弃权得到通过。人权宣言是由美国总统遗孀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领导的人权委员会的杰作。罗斯福总统在任期间,各大洲都曾无数次向他提出建议或发出呼吁,但并非所有的建议都被采纳。殖民地发出的关于欧洲强权殖民统治与人权相悖的无数次呐喊就无人理会。美国黑人民权主义运动先锋威廉·杜波依斯(William E.B.Dubois)要求结束歧视美国黑人的要求,虽然得到亚洲、非洲以及苏联的广泛支持,但在宣言里只在一般性条款中得到响应:任何人不得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而有所区别。相反,人权宣言的重要作者之一、法国法学家、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勒内·卡森(René Cassin)却如愿以偿,成功地把天主教社会教义的思想纳入了宣言中有关正义的条款。
人权宣言的基本思想主要来源于1776年7月4日的《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1789年8月26日法国国民大会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I’homme et du citoyen)以及1791年美国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暨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正因如此,《世界人权宣言》开篇伊始,就承认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可转移的权利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到法治(rule of law)的保护。
人权宣言包含所有经典的基本权利,诸如新闻、结社、集会自由,生活与人身安全,迁徙与个人财产所有权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41年1月6日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中所宣布的畏惧与缺陷的自由以及男女平等。人权宣言明确禁止奴隶、奴隶买卖和奴役,酷刑以及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处罚。
宣言历数社会的基本权利,包括社会保障和工作,免于失业的保障,自由选择职业,同工同酬,合适的报酬,参加工会,休息和闲暇,带薪休假,享受一定的生活水准,医疗和教育,至少初级和基本阶段的教育应当免费。“民主”的概念在人权宣言中没有出现,但在第21条中赋予每个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举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政府权力的基础应该是人民的意志,这一意志应该通过定期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该是普遍的、自由的、平等的和保密的。
倘若联合国各成员国把《世界人权宣言》当作对制定法律和政策具有约束力的准绳,那么世界原本应该是另一番天地:没有暴力统治和压迫,没有有恃无恐的特权或歧视,一个把不容践踏的尊严和与生俱有的权利视为最大财富的国家共同体。但是,赞同1948年12月10日的人权宣言并不代表在内容上完全同意人权委员会的草案。在美利坚合众国,有关社会正义的条款遭到极端保守派的抗议,其中有些人甚至怀疑勒内·卡森为隐藏的共产党人。1948年以后,美国对黑人民众,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原住居民的歧视几乎没有收敛,就像挪威对萨米人(Samen)或拉普人(Lappen),或欧洲大部地区对辛提人(Sinti)和罗姆人(Roma)的歧视一样。而在欧洲的殖民地,《世界人权宣言》起初也没有带来任何变化。
在联合国大会中投弃权票的国家原因各有不同。苏联及其盟友虽然声称草案对经济和社会的权利考虑得太少,并且放弃了对法西斯主义的鞭挞,其实,这些国家主要是不想让别人指责它们承认个人的自由权利,却日复一日地予以践踏。南斯拉夫的弃权票应该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沙特阿拉伯既不想赋予其臣仆们改变信仰的权利,也不想让成年的男男女女不受宗教教规的阻碍去婚嫁和成立家庭。南非联邦(Südafrikanische Union)正在建立法律基础,以实行彻底的种族隔离(Apartheid),包括禁止“混合种族”的婚姻和白人与非白人间的私密关系。就比勒陀利亚政府而言,对于鄙视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这样的规定,自然是躲避得越远越好。也门和洪都拉斯这两个国家则以不参加投票来表达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蔑视。
1948年12月10日的人权宣言没有规定惩戒侵犯人权的行为,让形形色色的“现实派政治家”轻而易举地否认宣言的实际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权宣言却赢得了规范性权威,至少那些非常看重被认可为法治社会的国家无不奉此为圭臬。倘若没有《世界人权宣言》,就很难会有两年以后的《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欧洲公约》。该公约由欧洲委员会咨询大会制定并于1950年11月4日由欧洲委员会所有成员国在斯特拉斯堡签署。公约不仅包含一份基本权利的全面清单,而且创立了欧洲人权法院。成员国的每一个公民如果觉得其基本权利受到损害,均可以去该法院上诉。由于所有成员国承诺在所有涉及本国为当事人的法律争端中服从该法院的最终裁决,批准这项公约就意味着放弃国家的重大主权。
在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的前一天,即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另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献:《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跟人权宣言一样,该公约是一种尝试,要从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犯下的反人类罪中吸取教训并起到规范的作用。
公约“之父”为来自波兰的犹太法学家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他在1944年(美国流亡期间撰写)的《被占欧洲的轴心规则》(Axis Rule in Occupied Europe)一书中引入了“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一概念。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灭绝亚美尼亚人(Armenier)的影响,他早于1933年在马德里召开的第五次国际刑法统一大会上—该会在国际联盟的庇护下召开—竭力要求将灭绝种族、信仰或社会团体的行为视作国际法意义上的罪行。1945年10月18日,“种族灭绝”的概念首次被正式应用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控告书上。联合国大会于1946年12月11日在96-I号决议中也加以采用。决议把种族灭绝称为国际犯罪并做出以下定义:“灭绝种族系指否认某一民族的生存权利,就像否认个人的生存权利为谋杀一样。”
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为1948年12月9日的这项公约奠定了基础。根据该公约第二条,种族灭绝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者宗教团体。公约列举五种适用于这一概念的行为方式:(a)杀害该团体的成员;(b)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c)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d)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e)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
应予惩戒的不仅是已实施过的种族灭绝,而且包括预谋灭绝种族,直接公然煽动灭绝种族,意图灭绝种族,共谋灭绝种族。凡被诉犯灭绝种族罪者,应交由行为发生地国家的主管法院,或国际刑事法庭审理。缔约国承诺遇有此类案件时,将被指控者予以引渡。该公约因此动摇了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以来不可撼动的教条: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在此之前,只有海盗和奴隶买卖在国际上受到国际法的谴责,而且只是遭到指控的个人要被送上法庭。《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除追究个人责任外,还可以追究政府及其成员或代理人的责任,如果是由国家发起意图或实施种族灭绝的话。1948年12月9日的这项公约具有革命性的创造,即它打破了古典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原则。
《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对种族灭绝的定义一方面非常宽泛,另一方面又相当狭窄。适用于第二条第五种行为的,即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不仅仅有党卫军在被占领的波兰对被称为“可德意志化的”波兰儿童所实施的实际行动。在公约于1948年通过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澳大利亚的土著(Aborigines)、加拿大的印第安和爱斯基摩儿童都曾被从父母的手中夺走,并以国家之托在孤儿院、寄宿学校或白人家庭里受到强迫同化。毫无疑问,这是反人类罪,却不能跟纳粹的系统化种族灭绝相提并论。
联合国大会没有把出于政治动机而进行的集体屠杀纳入“种族灭绝”的条款,就像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对富农所干的那样。在苏联外交官的强烈要求下,这类反人类罪以及大规模屠杀集体受怀疑的民族和国家的成员均没有被纳入公约的范畴,如1940年4~5月在卡廷枪杀上万名波兰军官的事件。这样做违背了莱姆金的本意,他原想把大规模屠杀社会、经济和政治团体视作种族灭绝的行为。人们可以质疑把政治动机下的集体大屠杀普遍视为种族灭绝,因为在内战性质的情况下暴力很少只来自一方。毋庸置疑,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联合国的审判在政治上都有所顾忌。被追究责任的只是反人类罪中的某一个范畴,而且都是在战胜国没有犯过这种罪行的地方。
起初,美国在联合国大会有关委员会竭力敦促把出于政治动机的集体大屠杀纳入公约,但当苏联同意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后就没再坚持。种族灭绝罪公约会在美利坚合众国引起争议,这在1949年对大部分观察员来说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事实却是,在美国参议院形成了一个保守反对派,他们担心美国有可能因为奴役、奴隶买卖和驱逐印第安人或在日本投掷原子弹而被追加指控为“种族灭绝”,因此拒绝批准该公约。此外,他们还担忧国家主权会受到重大损害。自杜鲁门起,虽然除艾森豪威尔以外的所有美国总统都支持美国加入《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但直到1986年2月在罗纳德·里根总统的任期内,参议院才暂时且无保留地批准了该公约,至于最终得到众议院的批准,那已是两年半以后的1988年10月了。及至建立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则又过了15年;2003年3月,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终于开张,其任务是追究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战争罪和准备与发动侵略战争罪的刑事责任。美国没有参与发挥作用并在2001年6月最终反对建立这一新法院。
《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有重大缺陷,其一是它排除了出于政治动机的集体大屠杀,没有将这种罪行列入第二条中所列举的刑事犯罪行为;其二是固执地坚持惩戒灭绝种族的意图,而这一点是非常难以证明的。这两点也是造成该公约在1951年1月12日生效后很快被人遗忘的原因之一。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出现了“种族清洗”,卢旺达的胡图族(Hutu)对图西族(Tutsi)实施种族灭绝,这些罪行才促使人们重又系统地思考种族灭绝罪公约。该公约的影响因此而变得十分久远:它跟1949年的四项日内瓦公约,特别是关于对待战俘和战争时期保护平民的公约一起成为国际刑法的基石,并跟《世界人权宣言》一起为加强人类在两个方面的觉悟做出了贡献:从人权的角度对单一国家主权的限制和国际社会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当然,要让《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在西方以外的世界也能取得实际的效果,必须首先克服冷战,而这两个文献的产生恰巧是在冷战的早期。[1]
[1]Paul Kennedy,Parlament der Menschheit. Die Vereinten Nationen und der Weg zur Weltregierung(amerik.Orig.:New York 2006),München 2007,S.209 ff.;Mark Mazower,Die Welt regieren. Eine Idee und ihre Geschichte von 1815 bis heute(engl.Orig.:London 2012),München 2013,S.202 ff.;Stefan-Ludwig Hoffmann(Hg.),Moralpolitik. Geschichte der Menschenrechte im 20. Jahrhundert,Göttingen 2010;Akira Iriye,Petra Goedde and William I.Hitchcock(eds.),The Human Rights Revolution.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Oxford 2012;Michael Ignatieff et al., Human Rights as Politics and Idolatry,Princeton 2001;Hans Joas,Die Sakralität der Person. Eine neue Genealogie der Menschenrechte,Berlin 2011,bes.S.251 ff.;Johannes Morsink,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Origins,Drafting and Intent,Philadelphia 1999;Mary Ann Glendon,A World Made New. Eleanor Roosevelt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s of Human Rights,New York 20021;Elisabeth Borgward,A New Deal for the World. America’s Vision for Human Rights,Cambridge,Mass. 2005;Susan Waltz,Reclaiming and Rebuilding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in:Third World Quarterly 23(2002),No.3,S.437-446;A.W.Brian Simpson,Human Rights and the End of Empire. Britain and the Genesis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Oxford 2001;Paul Gordon Lauren,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Visions Seen,Philadelphia 20113,S.165 ff.;Jürgen Habermas,Das Konzept der Menschenwürde und die realistische Utopie der Menschenrechte,in:ders., Zur Verfassung Europas. Ein Essay,Berlin 2011,S.13-38;Norbert Frei/Annette Weinke(Hg.),Toward a New Moral World Order?Menschenrechtspolitik und Völkerrecht seit 1945,Göttingen 2013;Matthias Herdegen,Völkerrecht,München 2000,S.43 ff.;Norman Paech/Gerhard Stuby,Völkerrecht und Machtpolitik in de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Aktualis. Ausgabe,Hamburg 2013,S.517 ff.;Dieter Grimm,Souveränität. Herkunft und Zukunft eines Schlüsselbegriffs,Berlin 2009,S.81 ff.;Eric D.Weitz,A Century of Genocide. Utopias of Race and Nation,Princeton 2003;Yves Ternon,Der verbrecherische Staat. Völkermord im 20. Jahrhundert(frz.Orig.:Paris 20072),Hamburg 2006;Boris Barth,Genozid. Völkermord im 20. Jahrhundert. Geschichte,Theorien,Kontroversen,München 2006,S.7 ff.;Frank Chalk/Kurt Jonassohn,Genozid-Ein historischer Überblick,in:Mihran Dabag u.Kristin Platt(Hg.),Genozid und Moderne,Bd.Ⅰ:Strukturen kollektiver Gewalt im 20. Jahrhundert,Opladen 1998,S.294-308;Otto Luchterhandt,Bekämpfung von Völkermord:Konzepte des Völkermords,ebd., S.347-407;John Quigley,The Genocide Convention. An International Law Analysis,Aldershot 2006;Norman M.Naimark,Stalin und der Genozid(amerik.Orig.:Princeton 2010),Berlin 2010;Claus Leggewie,Der Kampf um die europäische Erinnerung. Ein Schlachtfeld wird besichtigt,München 2011,S.15 ff.;Brunn,Einigung(Anm.4),S.67 ff. Zu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siehe Winkler,Geschichte Ⅰ(Anm.z),S.123 ff., zu W.E.B.Dubois 757,978. Zu Katyn ders., Geschichte Ⅱ(Anm.1),S.898,zur Entstehung der Vereinten Nationen 1096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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