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总理施密特下决心避免两德间的缓和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矛盾激化的牺牲品。1981年12月11日,他前往民主德国进行一次早已计划好的访问。抵达当天的傍晚,施密特跟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举行了四个小时的会谈,地点是乌克梅克的舍夫海德沙地森林维伯林湖畔的胡贝图斯托克狩猎宫(Hubertusstock)。双方讨论了导弹军备、两德内部贸易和(1980年10月大幅提高的)针对来自“非社会主义外国”旅行者的强制换汇额度,但中心议题是昂纳克于1980年10月13日宣布的“格拉要求”(Gera-Forderungen):民主德国要求尊重本国的国籍,把波恩和东柏林常驻代表团转变为正规大使馆,承认易北河上的边界走向,即从头到尾都以河流中线为界,取消在萨尔茨吉特(Salzgitter)的西德国家司法管理局登记中心,该中心记录民主德国的机构与组织的犯罪行为。施密特表示,只有易北河的边界问题可以探讨。
第二天,会谈在大杜恩湖(Döllnsee)国务委员会宾馆继续进行,范围扩大到整个代表团。联邦总理在会谈中发出呼吁,两个德意志国家应当敦促各自阵营的领袖大国回到均衡与理解的轨道,对此,昂纳克未作回答。会晤的最后一天,即12月13日,由于波兰宣布实行战时状态法而蒙上了阴影,前文对此已有叙述。当施密特和昂纳克接着访问梅克伦堡的居斯特罗市(Güstrow,Mecklenburg)时,民主德国出动了大批警察和国家安全部人员,不让联邦总理像其前任勃兰特1970年3月在埃尔福特时那样有机会接触到普通民众。施密特的访问没有带来实质性成果。此次访问恰好在这一时间举行,源于联邦总理对形势的一个误判:因为波兰危机在此期间不断激化,每时每刻都必须做好用暴力解决冲突的准备。
1982年夏天,社民党和自民党执政联盟解体的迹象越来越明显。6月6日,社民党在汉堡州的选举中损失惨重,自民党也因微弱差距未能闯过百分之五的限制门槛,被挡在州议会之外。几天后,黑森州的自民党在跟波恩的党领导人咨询后决定,在9月26日的州议会选举后更换执政联盟伙伴,不再跟社民党而是跟基民盟联合执政。6月30日,波恩的联合政府伙伴经过艰难谈判,就1983年的联邦预算达成一项妥协。这项妥协更多体现出自民党而不是社民党的色彩:社民党的谈判代表同意退休人员在疗养、住院以及医疗保险费方面承担部分费用。对施密特来说,要让社民党联邦议会党团统一在政府路线之下,实在不太容易。他在6月30日解释说,谁想为就业做得更多,只有两种选择:决心贷更多的款,或者更大幅度地削减社会保障。对第一种方案他负不起这个责任,第二种方案又过不了议会党团这一关。
两个星期之后,即7月17日,德国公众通过汉堡的《明星》周刊了解到施密特的一位党内对手、萨尔州社民党主席和萨尔布吕肯市市长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对这位联邦总理的政策的看法。拉方丹说,施密特还在谈论什么责任心、可靠性、可行性和稳定性,这些都是“次要道德”,也可用来管理集中营。社民党必须退出政府,以在野党的身份蓄势待发。施密特有关增补军备必要性的言论都是自欺欺人,武器技术正在失控,“我们正在不由自主地滑向一场核武大屠杀的边缘”。对这位政府首脑更具威胁的是工会阵营:德国工会联盟(DGB)主席恩斯特·布赖特(Ernst Breit)于7月底宣布,采取不同行动抵制落实联合政府所做的妥协。
时至8月,自由民主党领导人通过各种形式发声,这只能理解为向社会民主党人宣战。党主席、外交部部长根舍呼吁实现“走向理性、责任和更多个人行动空间的转折”,他还更加明确地谈到“新的多数”,谈到有很多任务需要“寻求自身的多数”。两周后,经济部长奥托·格拉夫·拉姆斯多夫伯爵(Otto Graf Lambsdorff)在接受《图片报》(Bild-Zeitung)采访时,把黑森州的选举提高到全民公投的高度,以此来决定莱茵河畔的联邦政府是否需要更换。施密特横下一条心,绝不让联合政府垮台的责任扣在社民党的头上,所以对拉姆斯多夫严加斥责,要求他以书面形式说明其对经济政策的看法。
在这位联邦经济部长去完成任务之前,联邦总理对联合政府公开提出质疑。9月9日,施密特在其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里要求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赫尔穆特·科尔,根据基本法第67条提出建设性不信任案。为了使联邦总理的选举具有历史合法性,科尔必须紧接着强制举行大选并向人民说明,他的做法有何不同。由于德国联邦议会没有自我解散的权利,施密特所描述的这条道路虽然在宪法上不无问题,但随着1949年以来对民主合法性的深入理解,一位联邦总理下台后要“求问于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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