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西方通史(第三卷):从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 /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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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是连续性而非转向:联邦德国从施密特到科尔的过渡

1980年,一个政党的成立揭开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一年的政治序幕:1980年1月12日和13日,“绿党”在卡尔斯鲁厄以政党的形式正式成立。绿党在其早期阶段曾是个五花八门的综合体:其创始人既有前共产党分裂派别的积极分子,如来自汉堡的托马斯·埃博曼(Thomas Ebermann)和法兰克福“自发派”(Sponti-Szene)的约瑟夫(“约施卡”)·菲舍尔(Joseph “Joschka” Fischer),也有保守派人士,如1976年以基民盟党员身份当选、后成为无党派人士的联邦议会议员赫伯特·格鲁尔(Herbert Gruhl)以及拜尔·奥古斯特·豪斯莱特(Bayer August Haußleiter)。前者于1975年发表了振聋发聩的畅销书《一颗被掠夺的行星》(Ein Planet wird geplündert),后者在1950年发起并成立了相当右翼的组织—“德意志民族共同体”。

过了好几个月,相对团结的左派在新成立的党内占据了上风。“生态、社会、基层民主和非暴力”是绿党于1980年3月在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党代会上一致通过的纲领,它更符合左翼而不是右翼的想法。职务轮流,议员职务跟党内职务分开,向“强制委任”(Imperative Mandat)靠拢(即由“基层”操控议员),以及拥有积极发挥作用的党员,无一不是绿党的特征,它们使该党明显有别于“老牌政党”。他们不仅是坚定的核能反对者,其中有很多人还从总体上把工业化视为历史的歧途。绿党对代议制民主和国家垄断权力持极大的保留态度。他们反对现有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主张通过非军事手段进行“社会防御”。竭尽全力阻止北约组织增补军备,这对绿党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根据大西洋同盟1979年12月的双轨决议,如果关于撤走苏联中程导弹的谈判失败,北约组织将增补军备。

1980年10月,联邦德国将要举行联邦议会选举。大选前九天,即9月26日,慕尼黑啤酒节遭到炸弹袭击,13人死亡,200多人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死者中有爆炸嫌疑人,一个右翼恐怖分子。1980年的其他一些爆炸袭击也都要算到右翼极端分子的头上,在这些袭击中,两名越南难民、一名犹太出版商及其生活伴侣,一名瑞士海关官员和一名警察丧生。至少有一名肇事嫌疑犯是1980年1月被禁止的极端右翼的犯罪协会“霍夫曼国防体育集团”的成员。联邦宪法保护局估计,1981年共有1850名新纳粹活动分子。

联邦议会的选举大战完全是两位总理候选人的政治“对决”:现任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对巴伐利亚州州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前者得到两个执政党—社民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拥护,后者则有他所属的基社盟和基民盟的支持。联盟党的口号是“反对社会民主党国家—终止社会主义”。只要威望很高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赫尔穆特·施密特担任政府首脑,想用这样的口号吸引摇摆不定的中间派选民可能性太小。施特劳斯并不仅仅因为1962年的《明镜周刊》事件而在巴伐利亚州以外遭遇很大的抵制。让选民们在施密特和施特劳斯之间进行选择,这对执政党来说要比反对党更有希望。

在1980年10月5日的大选中,联盟党获得44.5%的选票,再次成为最大的政治力量,却比1976年减少了4.1个百分点。社民党比四年前略有增长:从42.6%增加到42.9%。自由民主党的增长幅度最为明显。上次大选该党取得7.9%的选票,这一次上升到了10.6%,这一增长主要归功于那些不愿意选施特劳斯为总理的基民盟选民。第一次参加大选的绿党只拿到1.5%的选票,其他各党为0.5%。社民党和自民党共拥有271个有投票全权的议席,联盟党为226个。

再次当选的联邦总理施密特于1980年11月24日发表政府声明,列举了社民党和自民党经过艰难谈判达成一致的所有计划,其中既没有重大的方针路线,也没有辉煌的口号。很明显,社会党跟自民党之间共同点的那些存货已经消耗殆尽,联合政府只不过是个权宜联盟而已。施密特政府所面临的挑战主要在经济、财政和社会政策领域。受1979年第二次石油价格冲击,联邦德国的经济形势越来越严峻:1980年10月到1981年10月,失业人数增加了40万人,上升至137万人。工业生产在1981年下降0.5%,而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了7%。企业倒闭的数量也直线上升:1980年为6300家,第二年达8500家。

1981年8月20日,正值联邦议会夏季休会结束之际,自由民主党主席、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发表了致自民党党员的所谓“转向信”。根舍认为联邦共和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把即将做出的决定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时期的决定。他说,必须打破“高要求心态”,继续削减各种费用在所难免。根舍宣布,“尽管两个执政党对重大经济与社会政策问题持完全不同的立场”,但还是有可能跟社民党取得一致。但是他的这一立场却明确无误地表明,根舍并不排除这种可能:很快结束目前的联合政府,组成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联合政府。

社民党跟自民党经过激烈交锋以后达成妥协。两党均放弃其最高要求:社民党不再坚持额外征收所得税,其所得原本是想用于资助一项就业计划;自民党放弃“病贴等待期” 的规定,他们本想通过此项规定减少(联合政府在1969年7月引进的)病假工资。两党就节省开支的项目达成一致,削减费用的涉及面很广,主要在教育资助、公共事业、健康保险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在社会民主党联邦议会党团1981年9月8日的会议上,党主席维利·勃兰特明确表示,他不会继续考虑向自民党让步,社民党跟工会的团结一致比继续维持现有的联合政府更为重要。针对勃兰特的这一立场,施密特引经据典予以反驳:1930年3月终止社民党总理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领导下的大联合政府曾经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联合政府所面临的考验不仅在于对经济、金融和社会保障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中程导弹方面增补军备的争论也是一个重要方面。除绿党外,还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越来越强烈地反对1979年12月的双轨决议的逻辑:关于削减苏联中程导弹的谈判一旦失败,就在欧洲部署美国中程导弹。民主德国采取积极措施对联邦共和国施加影响:1980年11月16日的《克雷费尔德呼吁书》(Krefelder Appell)坚决反对西方的导弹军备,到1983年秋季,签署者据说高达470万人,可这些支持者哪里知道,这份呼吁书竟然出自斯塔西—东柏林国家安全部之手。在1981年6月汉堡和1983年6月汉诺威的德国新教教会大会上,收集到的签名尤其多。联邦总理施密特在汉堡备受非难:有人指责他的安全政策违背了耶稣的山上圣训 ,他不得不竭力为自己辩护;联邦国防部部长、社会党人汉斯·阿佩尔(Hans Apel)在为双轨决议辩解时被嘘声和喊叫声淹没。

在汉堡新教大会上,受到热烈欢呼的是社会党人、双轨决议的批判者埃哈德·埃普勒尔,他曾是援助发展部部长,现任德国新教教会大会主席。埃普勒尔也是1981年10月10日在波恩举行的和平运动大会上社会民主党的主题发言人。施密特曾想以社民党主席团决议的形式阻止埃普勒尔发言,却因维利·勃兰特的反对未果。参加波恩和平大会的人多达25万名,其中有50名拒绝双轨决议的社民党联邦议员。七周以后,即1981年11月30日,美苏中程核导弹谈判在日内瓦开始举行。由于双方的立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靠拢的迹象,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其中包括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和平运动之所以能够维系,主要是因为恐惧的因素—“德国恐惧”,这是担忧的西方观察家们对这种现象的称呼。对“核死亡”的恐惧并非什么新鲜事,但也从来没有像1980年代初期那样愈演愈烈,当时,分裂的德国面临着成为核军备竞赛舞台的危险。这场和平运动的新教派系,就像在教会大会上所表演的那样,具有非常典型的德国面孔:这一派系既不在乎联邦共和国有脱离其西方盟国而遭受孤立的危险,也不介意自己的要求跟华沙条约组织的要求近乎一致。该派系拒绝听取持不同政见者的立场,理由是凭借个人的良心;这一派系是一种完完全全内向的抗议,或者说是一种宗教激进主义的抗议。

在批判双轨决议的社会民主党人士中间,另一种担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东西方之间的新一轮对抗必定会使社民党/自民党东方政策的成果受到极大威胁。要是真的走到那一步—在联邦共和国部署美国潘兴II导弹和巡航导弹,似乎将威胁到缓和政策给分裂的德国在人员交流上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但西方的增补军备并不是危险的唯一源头:在很多社会党成员看来,在安全和缓和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不能被像“团结工会”那样似乎折腾得过了头的自由运动所葬送。依照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人权和公民权固然重要,但若发生冲突,二者必须让位于更为重要的财富:和平。而和平只能通过稳固的东西方关系才能得到保障。

联邦总理施密特下决心避免两德间的缓和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矛盾激化的牺牲品。1981年12月11日,他前往民主德国进行一次早已计划好的访问。抵达当天的傍晚,施密特跟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举行了四个小时的会谈,地点是乌克梅克的舍夫海德沙地森林维伯林湖畔的胡贝图斯托克狩猎宫(Hubertusstock)。双方讨论了导弹军备、两德内部贸易和(1980年10月大幅提高的)针对来自“非社会主义外国”旅行者的强制换汇额度,但中心议题是昂纳克于1980年10月13日宣布的“格拉要求”(Gera-Forderungen):民主德国要求尊重本国的国籍,把波恩和东柏林常驻代表团转变为正规大使馆,承认易北河上的边界走向,即从头到尾都以河流中线为界,取消在萨尔茨吉特(Salzgitter)的西德国家司法管理局登记中心,该中心记录民主德国的机构与组织的犯罪行为。施密特表示,只有易北河的边界问题可以探讨。

第二天,会谈在大杜恩湖(Döllnsee)国务委员会宾馆继续进行,范围扩大到整个代表团。联邦总理在会谈中发出呼吁,两个德意志国家应当敦促各自阵营的领袖大国回到均衡与理解的轨道,对此,昂纳克未作回答。会晤的最后一天,即12月13日,由于波兰宣布实行战时状态法而蒙上了阴影,前文对此已有叙述。当施密特和昂纳克接着访问梅克伦堡的居斯特罗市(Güstrow,Mecklenburg)时,民主德国出动了大批警察和国家安全部人员,不让联邦总理像其前任勃兰特1970年3月在埃尔福特时那样有机会接触到普通民众。施密特的访问没有带来实质性成果。此次访问恰好在这一时间举行,源于联邦总理对形势的一个误判:因为波兰危机在此期间不断激化,每时每刻都必须做好用暴力解决冲突的准备。

1982年夏天,社民党和自民党执政联盟解体的迹象越来越明显。6月6日,社民党在汉堡州的选举中损失惨重,自民党也因微弱差距未能闯过百分之五的限制门槛,被挡在州议会之外。几天后,黑森州的自民党在跟波恩的党领导人咨询后决定,在9月26日的州议会选举后更换执政联盟伙伴,不再跟社民党而是跟基民盟联合执政。6月30日,波恩的联合政府伙伴经过艰难谈判,就1983年的联邦预算达成一项妥协。这项妥协更多体现出自民党而不是社民党的色彩:社民党的谈判代表同意退休人员在疗养、住院以及医疗保险费方面承担部分费用。对施密特来说,要让社民党联邦议会党团统一在政府路线之下,实在不太容易。他在6月30日解释说,谁想为就业做得更多,只有两种选择:决心贷更多的款,或者更大幅度地削减社会保障。对第一种方案他负不起这个责任,第二种方案又过不了议会党团这一关。

两个星期之后,即7月17日,德国公众通过汉堡的《明星》周刊了解到施密特的一位党内对手、萨尔州社民党主席和萨尔布吕肯市市长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对这位联邦总理的政策的看法。拉方丹说,施密特还在谈论什么责任心、可靠性、可行性和稳定性,这些都是“次要道德”,也可用来管理集中营。社民党必须退出政府,以在野党的身份蓄势待发。施密特有关增补军备必要性的言论都是自欺欺人,武器技术正在失控,“我们正在不由自主地滑向一场核武大屠杀的边缘”。对这位政府首脑更具威胁的是工会阵营:德国工会联盟(DGB)主席恩斯特·布赖特(Ernst Breit)于7月底宣布,采取不同行动抵制落实联合政府所做的妥协。

时至8月,自由民主党领导人通过各种形式发声,这只能理解为向社会民主党人宣战。党主席、外交部部长根舍呼吁实现“走向理性、责任和更多个人行动空间的转折”,他还更加明确地谈到“新的多数”,谈到有很多任务需要“寻求自身的多数”。两周后,经济部长奥托·格拉夫·拉姆斯多夫伯爵(Otto Graf Lambsdorff)在接受《图片报》(Bild-Zeitung)采访时,把黑森州的选举提高到全民公投的高度,以此来决定莱茵河畔的联邦政府是否需要更换。施密特横下一条心,绝不让联合政府垮台的责任扣在社民党的头上,所以对拉姆斯多夫严加斥责,要求他以书面形式说明其对经济政策的看法。

在这位联邦经济部长去完成任务之前,联邦总理对联合政府公开提出质疑。9月9日,施密特在其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里要求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赫尔穆特·科尔,根据基本法第67条提出建设性不信任案。为了使联邦总理的选举具有历史合法性,科尔必须紧接着强制举行大选并向人民说明,他的做法有何不同。由于德国联邦议会没有自我解散的权利,施密特所描述的这条道路虽然在宪法上不无问题,但随着1949年以来对民主合法性的深入理解,一位联邦总理下台后要“求问于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就在同一天,即1981年9月9日,拉姆斯多夫呈交了那份施密特所要的备忘录。这是一份思路非常清晰的经济自由主义宣言,大力宣扬以供给而不是以需求为导向的政策,赞成推动私人投资,要求社会保障体系适应“业已改变的经济增长机会,确保这一体系的资助长期得到保证”,这恰恰是社民党人称作“削减社会保障”、“从下至上的再分配”和“尔虞我诈的社会”并加以声讨的做法。

在9月15日的政府会议上,施密特总理质问拉姆斯多夫,他的备忘录是不是一份“离婚申请书”,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时,他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拉姆斯多夫在两天之内给予明确答复。9月17日上午,根舍要求联邦总理解除其外交部部长职务,其他三名自民党政府成员,除拉姆斯多夫外还有内政部长格哈特·鲁道夫·鲍姆(Gerhart Rudolf Baum)和农业部部长约瑟夫·埃特尔(Josef Ertl),也都紧随其后。之后,施密特向联邦总统、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卡尔·卡斯滕斯(Karl Carstens)建议,在联邦议会选举之前,任命他兼任外交部部长,另外三名社民党政府成员接任被解职的自民党部长,卡斯滕斯同意了这项建议。

赫尔穆特·施密特的果断做法不仅使自己的党至少在这一时刻团结在自己的麾下,而且其公众威望也进一步提高。他试图把联合政府破裂的责任推给自民党,至少在短期内如愿以偿:在黑森州9月26日的州议会选举中,自民党只获得3.1%的选票,比1976年减少3.5个百分点,因而没能进入州议会。施密特如果曾经以为,科尔和根舍会拱手相让,成全他在不信任投票失败以后顶着执政总理的光环投入大选的话,那他就错了。就在9月17日那一天,即施密特首次以社民党少数派政府首脑的身份走上联邦议会讲坛时,自民党议会党团以33票对18票同意跟基民盟/基社盟就组成联合政府进行谈判。自民党联邦理事会的投票结果非常接近:18人支持根舍的路线,15人表示反对。

9月27日,联盟党跟自由民主党之间的细节谈判结束,还确定了新的大选日期:1983年3月6日。9月28日,组成联合政府的谈判结果得到自民党议会党团和党理事会的同意:54名议员中,32人投了赞成票,34人同意举行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即赞成赫尔穆特·科尔替换赫尔穆特·施密特。自民党理事会里19票赞成,16票反对。之前,一项要求召开特别党代会来决定更换联合政府的提案仅以一票多数遭到否决。

9月28日晚,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议会党团提交议案,请求联邦议会对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提出不信任案并选举议员赫尔穆特·科尔博士为其继任者。1982年10月1日,这项提案成为会议日程的唯一主题。四分五裂的自民党人在辩论中争吵不休:议会党团主席沃尔夫冈·米施尼克(Wolfgang Mischnick)赞成这一议案,前内政部长格哈特·鲁道夫·鲍姆和女议员希尔德加德·哈姆-布吕歇尔(Hildegard Hamm-Brücher)表示反对。在无记名投票时,256票赞成,235票反对,4票弃权。科尔比所需绝对多数多得7张选票。这样,联邦共和国历史上首次通过建设性不信任案产生了一位联邦政府总理。

这位政府新总理于1930年4月3日出生在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是位有博士头衔的历史学家,年轻时很早就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积极分子。科尔在很多方面跟其前任形同两个极端:施密特分析透彻,知识全面,善于雄辩;而“万金油”科尔则依靠本人的直觉及其经验。科尔言辞笨拙,导致他无可救药地被人低估,并为知识分子所长期取笑。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他具有高度发达的直觉,一种对获取权力和维护权力的直觉,该出手时就出手。科尔出任联邦总理时,已经担任基民盟主席达九年之久。他还没有掌控住他的党,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已经走完了大部分路程。他从一开始就掌握着一个权力基础,一个施密特从未有过的基础。

科尔政府包括四名自民党部长:除根舍外,还有拉姆斯多夫和埃特尔,三人均官复原职,慕尼黑的律师汉斯·恩格尔哈德(Hans Engelhard)出任司法部部长。接任鲍姆任内政部长的是前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弗里德里希·齐默尔曼(Friedrich Zimmermann)。基民盟的阁员还有财政部部长格哈德·斯托尔滕贝格(Gerhard Stoltenberg),劳工部部长诺贝特·布吕姆(Norbert Blüm)和国防部部长曼弗雷德·韦尔纳(Manfred Wörner)。

科尔在10月13日的政府声明中宣布,推迟半年调整退休金,要通过巩固经济基础保障福利国家。上届政府决定于1983年7月1日提高1个百分点的增值税(从12%提高到13%),联邦政府将把因此而增加的收入还利于所有公民。科尔在外交政策方面注重连续性,称大西洋同盟为“德国国家理智的核心”。他认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双轨决议、东方条约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该文件在1975年曾遭到基民盟/基社盟的否决。“重新统一”这一概念没有出现在政府声明里,但科尔引用了《1970年4月德国统一公开信》中的一句话:德国政治的目的是“为在欧洲实现一种和平状态而努力—一种德意志民族通过自由抉择获得自身统一的状态”。科尔在声明中指出,“德国人的民族国家已经破碎,德意志民族却生存下来,而且将继续生存下去”,这句话其实完全也可以出自其前任赫尔穆特·施密特之口。

按照执政党联盟的协议,联邦议会选举应在1983年3月6日举行。但这一打算开始时受到联邦总统—一位具有教授资格的国家法学者—在法律上的质疑,因为“信任案并非真实”。科尔置此质疑于不顾,于12月17日在联邦议会启动对他进行信任投票,结果如愿以偿:议会因联合政府各政党弃权、社民党投反对票而对科尔拒绝表示信任。1983年1月6日,卡尔斯滕最终签署了两项法规,解散德国联邦议会并举行选举。2月16日,联邦宪法法院驳回四名联邦议会议员的宪法机构诉讼—他们认为解散联邦议会使其权利受到损害—从而为1983年3月6日的联邦议会选举扫清了道路。

此时,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寻找一位新的总理候选人。赫尔穆特·施密特曾充满自信地率领联邦共和国度过了三重危机—全球经济危机、恐怖危机和增补军备危机,现在不愿意再次出山竞选总理,而且并非完全出于健康的原因:他不仅知道,而且也明确表示,他的政党在不止一个方面跟他认为正确的政策背道而驰。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州长约翰内斯·劳(Johannes Rau)拒绝出任总理候选人后,前联邦部长汉斯-约亨·福格尔(Hans-Jochen Vogel)取代施密特参加竞选。福格尔于1981年1月底曾被选为柏林市长,却在当年6月提前举行的市议会选举中失利,不得不将市长的宝座交给基民盟候选人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

社民党打出的竞选口号是“为了德国的利益”。社会民主党人指责科尔/根舍政府遇到冲突时会把德国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利益之下,政府更重视北约双轨决议中增补军备的部分而不是有关谈判的部分。社民党一篇竞选广告的口号是:“谁选科尔,得到的就是更多的导弹。”基民盟则以经济复苏作为承诺,声称:“谁在3月6日选社民党,谁就砸自己的饭碗。”

1983年3月6日的选举结果表明,联盟党大获全胜,社会民主党遭遇惨败。基民盟和基社盟共赢得48.8%的选票,比1980年多出4.3个百分点。社民党的选票从42.9%下降到38.2%,减少了4.7个百分点,选票所占比重创下自1961年以来的新低。自民党拿到7%,比上次大选减少3.6个百分点。绿党以5.6%的选票首次闯过5%的限制门槛。联盟党和绿党从社民党的损失中得利,社民党“向左转”赶跑了中间派选民,却没能在左翼阵营捞回这些损失。自民党失去了“社会/自由派”的选民,却比政府更迭后不久所预测的好很多。1982年的“转向”在半年后经选民的决定而合法化: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1982年秋季的“转向”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权力更迭;第一次是13年前,即1969年秋社会党/自民党联合政府的形成。从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过渡到联盟党和自民党联盟,并非像被推翻的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及其政府发言人克劳斯·伯林(Klaus Bölling)所描述的,是由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及其自民党领导层密友们的所作所为导致,而是另有原因:一是联合政府各政党在经济、金融与社会政策上日渐疏远,二是社民党本身在安全政策上愈来愈四分五裂。在社民党1982年4月的慕尼黑党代会上,赫尔穆特·施密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阻止了代表们放弃北约的双轨决议。

跟英国从卡拉汉到撒切尔、美国从卡特到里根、法国从吉斯卡尔到密特朗的政权更迭不同,从赫尔穆特·施密特到赫尔穆特·科尔的过渡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来说并未带来根本性的转变。科尔在1982年10月宣布的“精神与道德之转折”并未出现,也没有实施以1982年9月拉姆斯多夫文件为精神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调整。非但如此,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劳工部部长诺贝特·布吕姆的领导下,用于社会救济的支出从1982年的170亿马克升至1988年的270亿马克。

1982~1989年,国家的福利支出虽然通过削减各种补贴而有所控制,但跟施密特领导的上届政府所决定的规模基本吻合。要说彻底的政策转向,根本就谈不上:联邦共和国依然走在1950年代开启的发展道路上—一条建筑在社会共识基础上的民主之路。为达到从供给面角度振兴经济的目的,政府在公布国家预算的同时,于1982年12月决定实行一种投资债券,实际上是一种强制债券,对高收入者—单身每年应纳税收入在5.5万马克、已婚者每年应纳税收入在11万马克以上—额外征收5%的附加收入税。(联邦宪法法院在两年后,即1984年11月,宣布此项附加收入税违宪。)联邦的公共债务在1972~1982年增长11个百分点(从国民生产总值的27.3%上升至38.7%),在科尔的领导下,从1983年到1989年的增长幅度要小了许多,只增加了1.6个百分点,但这一发展更多要归功于全球经济发生的变化而不是联邦政府的各种努力。

在德国政策和外交政策领域里,施密特和科尔之间的连续性特别高。事实是,汉斯-迪特里希·根舍继续掌管外交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这种连续性。社会民主党人早在勃兰特1969年首次出任总理之前就已经认同了他们曾经反对过的阿登纳的西方政策。联盟党人在1969年后也曾经强烈反对过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但最迟从1982年回归权力那一刻起,他们接受了新东方政策的结果。

1983年秋天,科尔总理开始跟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频繁书信往来,两人还时常通电话。1984年2月13日,科尔和昂纳克利用在莫斯科参加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之际会面。会面时就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1984年访问联邦共和国达成一致,却因安德罗波夫的继任者契尔年科的反对而作罢。科尔跟昂纳克第二次会面的地点又是莫斯科,在1985年3月12日契尔年科的葬礼上。双方发布一项共同声明,表示赞同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尊重欧洲所有国家在现有边界内的领土完整与主权。双方向全世界保证:“在德国的土地上再也不允许发动战争,在德国的土地上开启的只能是和平。”

1983年初夏,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一位之前一直被视为“冷战斗士”的政治家,在两德政策上一鸣惊人。在跟东柏林负责“商业协调”的国务部长亚历山大·沙尔克-戈洛德科夫斯基(Alexander Schalck-Golodkowski)会谈以后,这位巴伐利亚州州长在1983年5月和6月间穿针引线,促成了一项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0亿马克的贷款担保。民主德国因苏联削减用硬通货支付的原油供应而不得不转而增加开采本国的褐煤,既加大了环境的沉重负担,也使民主德国对西方的债务飙升。1983年6月29日的10亿马克贷款让民主德国在“资本主义的西方”重获贷款信用,使它能够通过这种方式继续支撑其长期以来摇摇欲坠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统一”,逃过了原本可能无法避免的命运:宣布无支付能力,即国家破产。三周半后,昂纳克在胡贝图斯托克狩猎宫接见施特劳斯,以示犒赏。

第二笔由联邦做担保的“10亿马克贷款”—这一次总数为9.5亿马克—也同样是施特劳斯作为中介。对于西德的善意,民主德国以某些人道措施作为回报,比如简化过境人员手续,降低强制退休人员换汇的数量,在两德边境线消除自动射击装置和雷区。施特劳斯之所以在两德政策方面主动采取行动,其动机并非完全出于人道主义立场。施特劳斯恐怕主要是想摆脱危险的好斗分子“形象”,以证明他有资格担任外交部部长。而这一职务不过是个台阶,最终要为他问鼎总理府铺平道路。

自1983年夏天起,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双轨决议所带来的后果再次成为外交政策争论的焦点。由于日内瓦中程核导弹谈判始终没有传来任何消息能表明双方立场有所接近甚至取得突破,所以从12月起—这是大西洋同盟设定的最后期限—增补军备的可能性日益增大。从10月底开始,在联邦德国和也要部署美国导弹的荷兰与比利时举行了各种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这些集会均由早已在国际间协调合作的和平运动所组织。在波恩、汉堡和西柏林,有几十万人走上大街:在斯图加特和乌尔姆(Ulm)之间形成了长达108公里、没有间断的人链;在符腾堡地区穆特兰根(Mutlangen)的美国导弹库被堵达数月之久。社民党主席维利·勃兰特也参加了波恩的和平运动大会,他利用这一机会着重强调他的看法:里根政府更重视部署潘兴II导弹而不是让苏联撤走SS-20导弹。在科隆举行的社民党“导弹党代会”上,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反对部署新的导弹。在400名有投票权的代表中,只有14人赞成联邦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路线,施密特本人在科隆再次发出强烈警告,不要把恐惧描绘得比希望还要大。

三天后,即1983年11月22日,联邦议会以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的286票赞成在联邦共和国的领土上部署美国中程导弹。第二天,苏联中止中程核导弹谈判,12月8日又中止削减战略武器谈判。1984年1月初,美国开始在联邦德国部署潘兴II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巡航导弹也分别在英国、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部署。

对双轨决议的支持者来说,首先不能让苏联利用在中程导弹领域里的大规模优势对美国的西欧盟友,尤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施加政治压力。随着波恩赞同增补军备,苏联输掉了争夺西德人之“灵魂”的斗争,同时也输掉了反对实施北约双轨决议中增补军备部分的斗争。和平运动从1983年底开始迅速衰落。东西方从此往后是否还会就削减导弹进行谈判,这在1983/1984年完全无法预料。要说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尚存一丝希望的话,那就是这样一个事实:1984年1月17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会议(KVAE),这次会议是在欧安会马德里后续会议上一致协商好的。就是说,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沟通渠道并没有完全关闭。

在联邦共和国的国内政治方面,还在施密特执政后期就有一个问题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政党的非法献金。多年来,各政党或通过与其关系密切的基金会,或通过所谓超党派的各种“公民协会”以及在国外的“皮包公司”进行“曲线融资”,绕过税务部门和政党法收集资金。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和自民党党主席曾试图通过一项赦免法案免除从刑事上追究政党非法献金,却在1981年因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反对而未果,1984年的又一次尝试因媒体和部分自民党人的反对而作罢。

捐款人捐献黑钱,是希望各政党在必要时倾听他们的愿望。弗里克康采恩(Flick-Konzern)为此采取普遍撒网的方式,进行该公司总经理埃伯哈德·冯·布劳希奇(Eberhard von Brauchitsch)在1989年4月称为“维系波恩风景”的计划。1983年5月19日,联邦议会为弄清弗里克政党献金事件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1983年11月29日,波恩的检察官对多名自民党政治家提出诉讼,其中包括前联邦经济部长汉斯·弗里德里希斯,12月初,在议会取消其继任者奥托·拉姆夫斯多夫的豁免权后也对他提起诉讼。两人均涉嫌职务受贿与行贿,事关弗里克争取到的对几起投资的税收减免。面对即将开始的刑事诉讼,拉姆斯多夫于1984年6月27日放弃其部长职务,继任者为自民党政治家马丁·班格曼(Martin Bangemann)。8月,波恩地区法院开庭审理“弗里克案件”,指控拉姆斯多夫、弗里德里希斯和布劳希奇受贿、逃税以及协助逃税。1987年2月,拉姆斯多夫和弗里德里希斯均因逃税分别被罚以重金,在受贿的指控上被判无罪。布劳希奇被判处监禁,在缴纳50万马克的罚款以后被执行缓刑。

对弗里克案件的判决既不意味着非法政党献金的结束,也不说明此案就此水落石出。1986年之际,联邦总理科尔也因相关事件而陷于严重的困境。(事关1985年7月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会调查委员会前所做的一个未经宣誓的虚假证词。)除绿党外,所有政党都卷入了这一违法的龌龊行径,而其领导人一般都没有太大兴趣把事情调查清楚。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联邦议会弗里克调查委员会才在1985年3月提前结束了证据收集。政治腐败的丑闻不断死灰复燃,一直延续到德国重新统一的重大转折以后。

1985年5月8日是德意志第三帝国向盟军无条件投降40周年纪念日。联邦总理科尔选择了一种纪念活动形式,激起了国内外的强烈抗议:作为一种和解姿态,他打算跟因为这一纪念日正在欧洲访问的里根总统一道参观在艾菲尔山的比特堡(Bitburg)军人公墓。公墓里掩埋着大约2000名德国士兵,其中有49名武装党卫队的士兵,这一点却被波恩忽视了。自从这一消息传遍世界以后,里根受到多方特别是犹太组织的严重责难。科尔却依旧坚持他本来计划的行程。5月5日,美国总统和德国总理一起参观比特堡军人公墓;作为和解的象征,两位退役将领、昔日的战场敌手马修·李奇微和约翰内斯·斯泰因霍夫(Johannes Steinhoff)相互握手。倘若里根没有前往前集中营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参观,比特堡发出的信息将会令人毛骨悚然:联邦共和国和美国协商一致,从这时起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作一场欧洲的普通战争。

三天后,即5月8日,德国联邦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在联邦议会发表了一篇讲话,跟科尔盲目对待历史符号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受到左派和中间人士的积极好评,在西方各民主国家更是引起了一致的积极反响。魏茨泽克在一年前,即1984年5月23日由联合政府的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在第一轮选举中选为第六任联邦总统。他在讲话中发出呼吁,“我们今天都要承认一个事实:5月8日是一个解放的日子。这一天,我们都得到了解放,摆脱了灭绝人性的纳粹暴政”。虽然没有人会因为得到解放而忘记,多少人从5月8日开始以及之后所承受的深重苦难。“但是我们不能把战争的结束看作逃亡、被驱逐和失去自由的根源。相反,苦难的源头在于发动战争,在于发动战争的那个暴政的上台。不能把1945年5月8日跟1933年1月30日分割开来。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在今天这个日子参加胜利的庆典。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清楚地认识到,1945年5月8日是德国历史误入歧途的终结,它孕育着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种子。”

这位联邦总统纪念德国抵抗运动的牺牲者,纪念“那些作为公民、军人、宗教教徒进行抵抗的人,那些以劳动者和工会会员的身份进行抵抗的人,那些作为共产党人进行抵抗的人”。魏茨泽克确认,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未曾被卷入犯罪的战争与暴力,然后强调指出:“但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却是史无前例的。实施犯罪的是少数人,在大众面前,犯罪行为被遮掩起来。但犹太同胞不得不经历的磨难,从冷酷的漠视、隐蔽的排斥,到公开的仇恨,每个德国人都曾感同身受。焚烧犹太教堂,抢劫犹太人,强迫佩戴犹太星标记加以侮辱,剥夺法律权利,无休止地伤害人的尊严,经历过这一切,谁还能够无动于衷?”

总统的这篇讲话之所以引起积极的反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下列原因:一个开明、自由的保守派政治家在解读历史时没有循规蹈矩,没有按照保守派非常流行的做法去进行辩解。里夏德·冯·魏茨泽克没有重复德国人或者是联邦共和国人现有的共识,而是为建立一种以西方共同价值为标准的新共识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所有那些企图—通过举证其他民族真的或可能犯下的暴行来为德国历史上的罪恶一页进行辩解—都因这篇讲话而无法继续站得住脚。与此相反,魏茨泽克总统鼓励那些敢于以批判态度对待德国历史的人。这一点正是这篇关于解放德国人的讲话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所在,其对德意志领土上第二个民主国家在政治文化上产生的意义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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