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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贡西埃尔谢里监狱

另一个女人也在这天晚上被叫醒了,那就是理查夫人,贡西埃尔谢里监狱守门人的妻子。人们在深夜突然交给她一项任务,为玛丽·安托奈特准备一间牢房,在公爵、侯爵、伯爵、主教和市民之后,现在人们也要把法国王后关进这座死囚的监狱了。理查夫人大吃一惊。因为对于一个来自人民的女人来说,“王后”这个词依然像一口声音洪亮的大钟,敲响了她心里的敬畏。一位王后,法国王后即将来到她的屋檐下!理查夫人立刻从她的床具中找出最精致和最洁白的亚麻床单。鞠斯丁将军,这位美因茨的征服者,头上悬荡着同样的斧头,现在他不得不离开这个装有铁栅栏的囚室,这间囚室在许多年前曾经是议会开会的房间。王后那个阴暗的房间被仓促安排好。一张折叠式铁床,两个床垫,两把装有稻草垫子的沙发椅,一个枕头,一床薄被,然后还有一只水壶,在潮湿的墙壁前面铺了一块旧地毯:她不敢再给王后提供更多的东西了。然后他们所有人就在这栋古老的、半地下的石头房子里等待着。

凌晨三点左右,有几辆马车呼啸驶来。首先有几位手持火把的宪兵走进昏暗的走廊,然后出现的是——这个谄媚者幸运地从巴特的事件中得到了拯救,保住了他作为监狱总监的职位——柠檬水商人米肖尼,他的后面是走在飘闪的火光中的王后,后面跟着她的一只小狗,这就是唯一可以伴随她走进囚室的活物了。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还要装作贡西埃尔谢里监狱里的人们不知道法国王后玛丽·安托奈特是谁,那就太荒唐了,人们就省略了通常的收监形式,允许她立刻前往自己的囚室进行休息。守门人妻子的家庭女佣罗莎莉·拉莫里哀是个可怜的、来自乡村的小东西,不会写字,但是却为我们带来了王后生命中最后七十七天最为真实和最为感人的报告,她非常震撼地悄悄跟在这个面色苍白、一身黑衣的女人身后,提出帮助她更衣。“谢谢你,我的孩子,”王后回答说,“自从我不再拥有任何人以后,我就开始自己服侍自己了。”她先把自己的怀表挂在墙上的一个钉子上,为了看清时间,看清这段留给她的短暂而又无限漫长的时间。然后她就自己更衣,躺到了床上。一位荷枪实弹的宪兵走了进来,然后关上了门。这出宏大悲剧的最后一幕就此开始。

巴黎人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贡西埃尔谢里监狱是给政治犯中间最危险的犯人精挑细选出来的监狱。一个名字出现在它的登记名册上,那就可以被认为是一份死亡证书了。从圣拉萨尔监狱、卡尔穆监狱、阿比耶监狱,从所有其他的监狱里人们都还能够再次回到这个世界上,但贡西埃尔谢里监狱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例子,或者也只是有几个非常罕见的例子。因此,玛丽·安托奈特和公众肯定(也应该)认为,被带进这座死囚牢房已经是这场死亡舞曲的第一个音符了。实际上,国民公会完全没有想要这么急促地控诉这位王后这个珍贵的人质。他们只是为了催促和奥地利交换战俘的谈判进度,才把王后送进了贡西埃尔谢里监狱,做出了一个咄咄逼人的“你们快点”的姿态,一个政治层面的施压手段。事实上,国民公会里的人们还在压制着大声呼喊着的控诉。这次激烈地把王后转移到“死神的会客厅”的行动自然引起了所有外国报刊(这就是福利委员会的目的)惊恐的尖叫,但是就在三个星期以前,革命法庭的公诉人福基埃-丁维勒还连一份公文都没有拿到,在这次宏大的喧嚣过后,在国民公会和公社里还都没有一场辩论提及玛丽·安托奈特。尽管埃贝尔在他的《杜歇奈斯老爹》报上时不时地发出吠叫,说这个“荡妇”(gure)终于也应该“试试参孙的领带了”,而刽子手可以“拿这只母狼的头颅玩九柱戏了”。但是福利委员会想得更长远,他们冷静地任由他继续发问,为什么人们“为了审判这只奥地利母老虎,编造了这么多借口,还在找可以给她判刑的罪证,如果我们公平对待她,我们就必须因为她出卖良心所造成的所有流血,把她碎尸万段”,所有这些荒唐的话语和喊叫没有对福利委员会的秘密计划产生分毫影响,他们的眼里只有战争。谁知道呢,这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女儿还能派上多么大的用场,也许她甚至很快就能派上用场呢,因为七月的日子对法国军队来说充满了灾难。每一瞬间都有可能有联军进军到巴黎城门前:为什么要白白浪费这么珍贵的鲜血!就让埃贝尔去喊叫和发疯吧,因为这样可以强化人们正在计划立刻处决王后的假象。实际上,国民公会还没有决定她的命运。玛丽·安托奈特没有被释放,也没有被判刑。人们只是明显地在她的头上挥动利剑,时不时地展示一下闪闪发亮的刀锋,因为人们希望能够吓到哈布斯堡家族,让他们最终、最终在谈判中表示配合。

灾难的地方在于,玛丽·安托奈特被送往贡西埃尔谢里监狱的消息根本就没有吓到她的血亲:对考尼茨来说,玛丽·安托奈特只要还是法国王后,就依然是哈布斯堡政策的一个有利部署,但是一个被废黜的王后、一个个人生活非常不幸的女人对部长、将军和皇帝来说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外交政策不懂任何多愁善感。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完全没有权力的人感觉到这个消息像烈火在心里燃烧:那就是费尔森。他绝望地给他的妹妹写信:“我亲爱的索菲,我唯一的朋友,你此刻可能已经知道了把王后送至贡西埃尔谢里监狱的可怕而又不幸的消息,知道了卑鄙的国民公会制定法令,要求把她交给革命法庭。从这一刻起我就无法再生活,因为像我这样继续存在下去,承受我感受到的所有苦难,根本就不叫生活。如果我至少能够做些什么来解救她,我相信我也会不那么痛苦。但我除了四处乞求,什么也做不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只有你可以体会到我经受了什么,我失去了一切,我的遗憾将会永久长存,只有死亡会使我遗忘它。除了这位久经考验的高贵王后的不幸事件,我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想。我甚至没有把我的感受表达出来的力气。我想要献出我的生命来拯救她,但是我做不到,我最大的幸福会是为了营救她而死去。”几天以后:“我经常责备我呼吸的空气,自从我知道她被关押在一座可怕的监狱里。这个念头使我撕心裂肺,使我的生命充满了毒素,我一刻不停地在痛苦与愤怒之间撕扯着。”但是这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费尔森先生对于享有一切权力的总参谋部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于睿智、庄严而又宏大的政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他还能怎么办呢,除了把他的愤怒、他的苦涩、他的绝望和所有这些在他体内燃烧并且焚毁了他的灵魂的地狱之火不断地化为毫无用处的乞求表达出来,在将军、政客、亲王和移民的会客厅之间跑来跑去,一个又一个地对他们进行哀求,请求他们不要这么无耻地表现冷漠,看着一位法国王后,一位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公主被羞辱,被杀害。但是他在各处遇到的都是回避和礼貌的无动于衷,甚至就是那位忠于玛丽·安托奈特的埃卡尔特迈尔西伯爵也让他觉得“冷若冰霜”(“de glace”)。迈尔西态度恭敬地拒绝了费尔森的任何干涉,不幸的是,恰好就在这件事情上,他的个人仇恨也发挥了作用。迈尔西永远也不能原谅费尔森以超过习俗允许的程度靠近了王后,他恰恰就是不愿意让王后的情人——唯一一个深爱她和她生命的人——来规定他应该怎么做。

但费尔森没有放弃。所有其他人的冰冷态度与他可怕的火炽态度截然相反,这使他几乎震怒。既然迈尔西拒绝了他,他就转向了国王家庭另一位忠诚的朋友,德·拉·马尔科伯爵,他曾经与米拉波进行过谈判。他在这里得到了充满人性的理解。德·拉·马尔科伯爵去找迈尔西,提醒这位老人在二十五年前向玛丽亚·特蕾莎所做的承诺,也就是直到最后一刻都要保护她的女儿。他们在迈尔西的书桌上撰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写给奥地利军队的最高司令官柯堡亲王:“只要王后没有受到直接威胁,我们就可以保持沉默,因为惧怕唤醒我们周围这些野蛮人的怒火。今天,既然王后被交给了一个血腥的法庭,那么所有拯救她的措施都属于您的职责。”在德·拉·马尔科的鼓舞之下,迈尔西要求人们不再拖延,立刻向巴黎进军,为了在那里扩大惊恐,其他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必须为这个最为必要的行动让步。“请您听我的,”迈尔西提醒道,“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时刻什么都不做,我们所有人都总有一天会感到后悔。后世不会相信如此重大的犯罪竟然就发生在离这些常胜军队几个小时的地方,而这支军队甚至没有试图阻止这项犯罪。”

可惜这个及时拯救玛丽·安托奈特的要求是向一个软弱的,尤其是愚蠢得可怕的人提出的,向一个头脑空空的傀儡提出的。最高司令官柯堡亲王的相应答复非常引人注意。好像1793年的人们还活在“女巫之锤”和宗教裁判所的时代,这位以“无能”著称的亲王提议,人们应该“在有人对王后陛下御体动用丝毫暴力的时候,就把新近擒获的四名国民公会成员活活车裂处死。”迈尔西和德·拉·马尔科都是高贵的、有教养的贵族,听到这些蠢话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和这样的愚蠢头脑进行谈判没有意义,因此德·拉·马尔科立刻写信请求维也纳宫廷:“请您立刻再派一位信使,请您考虑到所有的危险,请您强调最严重的忧虑,可惜现在这种忧虑已经变得很有根据了。有必要让维也纳的人们最终理解,这对皇帝的政府来说是多么的难堪、多么的灾难深重,如果有一天,历史可以这样说,奥地利强大的常胜军队就驻扎在四十英里之外,而玛丽亚·特蕾莎崇高的女儿就死在断头台上,人们没有做出任何拯救她的尝试。这将是我们的皇帝徽章上一个洗不干净的污点。”为了给这位难以采取行动的老先生火上浇油,他还补充了一句针对迈尔西个人的警告:“请允许我提醒您,所有的朋友都尊重您真实的感情,但人们对它们做出了不公正却符合人性的判断,如果您现在不从头开始,再一次努力把我们的宫廷从这种灾难深重的麻木状态中震醒,他们就不知道如何重视这些判断。”

老迈尔西被这样的警告搞得心神不宁,终于精力充沛地开始了行动,给维也纳写信说:“我自问,仅仅旁观自己尊贵的姑母受到威胁,而不去尝试帮助她摆脱这种命运,甚至是不去带她逃离这种命运,难道这符合皇帝的尊严和利益吗……难道皇帝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特别的义务要尽吗?……我们可不能忘了,我们政府的态度有朝一日要受到后世的评判,如果皇帝陛下不尝试做出牺牲,试图拯救她,我们难道就不会惧怕后世严格的评判?”

对一位大使来说,这是一封相当大胆的信函,但这封信却被冷淡地收在宫廷总理的某个档案卷宗里,没有人回答,蒙上了灰尘。弗兰茨皇帝根本不想动一根手指,他平静地在美泉宫里来回散着步,柯堡亲王则平静地在自己的冬季营地里等待着,让他的士兵进行长时间的操练,直到逃走的士兵比一场血腥战斗中损失的士兵还要多。所有的君主都保持着平静、冷漠和毫不关心的态度。因为对古老的哈布斯堡家族来说,多这一点或者是少这一点荣誉又算得了什么呢!没有人愿意为了营救玛丽·安托奈特而动一根手指,迈尔西在突然爆发出的愤怒中苦涩地说道:“就算他们亲眼看着她走上断头台,他们也不会救她。”

已经不能够继续指望柯堡,不能够继续指望奥地利,不能够继续指望亲王们、移民们和亲戚们,——于是迈尔西和费尔森就用自己的力量尝试最后的方法:行贿。通过舞蹈大师诺韦尔,通过一个站在暗处的金融家把钱寄往巴黎。没有人知道这些钱渗透到了谁的手里。首先,他们试图接近丹东——罗伯斯庇尔的怀疑是正确的——他们一致认为他比较容易接近。奇怪的是,他们也能够接近埃贝尔,尽管大多数的行贿都没有证据,但是这个一连几个月都像癫痫病人一样咆哮着,说这个“荡妇”最终不得不“完成最后一跃”的主要的叫嚣者竟然突然提出要求,要把她送回圣殿里。这些见不得光的谈判取得了多少成果,或者说原本可以取得多少成果,又有谁能够说清楚呢?无论如何,这些黄金的子弹射出得太晚了。因为就在这些机智的朋友试图拯救玛丽·安托奈特的时候,一个最愚笨的朋友已经把她推向了深渊。在她的生命中,她的朋友总是比她的敌人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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