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天晚上,有关这位绝望的母亲和治安官们之间上演的场景,我们没有其他的报告,只有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玛丽·安托奈特的女儿提供的非常不可靠的报告。是不是真的像这位日后的昂古莱姆公爵夫人所描述的那样,玛丽·安托奈特对于这些只不过是要奉命行事的官员流着泪哀求,把她的孩子留在她的身边?她是不是对他们喊道,她宁可失去自己的生命,也不要被人夺走自己的儿子?官员们是不是(这听起来不太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命令)威胁她,如果继续拒绝交出孩子,就把那个孩子和小公主杀死,最后,在长达一个小时的争抢过后,还是不得不动用暴力,把这个喊叫着、哭泣着的孩子强行带走?官方的报告没有记录,他们只是对这些官员进行了美化:“这次分离带来了所有感情的爆发,我们也预料到了会发生这种情况。人民的代表表现出了所有的体贴,与他们职责的严格性保持着完美的和谐。”这里也有报告之间、党派之间的对照,而党派的说法很少触及真相。但有一件事是不可置疑的:与儿子暴力的、充满没有必要的残酷的分离也许是玛丽·安托奈特一生中最为沉重的时刻。母亲尤其依恋这个金发的、快乐的、早熟的孩子,她想要把这个孩子教育成一位国王,仅仅是因为他,因为他爱说话,因为他性情欢愉,因为他充满了好奇心的求知欲,塔楼里的寂寞时光才变得可以忍受。毫无疑问,他距离母亲的内心比女儿更近,女儿的性格倦怠、阴郁而又不友好,在精神上非常懒惰,在各方面都没有出色的表现,她不像这个俊美、温柔而又异常清醒的男孩一样,可以激起玛丽·安托奈特永远鲜活的柔情,而他现在却以如此不理智、如此饱含仇恨、如此残暴的方式从她的身边被永远夺走了。因为尽管太子还可以继续住在圣殿的区域里,只与玛丽·安托奈特居住的塔楼相隔几米,但市政委员会那种不可原谅的形式主义却不允许母亲和自己的孩子说一句话,即使是在她听说他生了病的时候,人们也禁止她探访孩子。她就像一个瘟疫病人一样和孩子完全隔绝开来。甚至毫无意义的残忍再一次出现了。她不可以和孩子这位特别的教师——鞋匠西蒙说话,她儿子的所有消息,她都听不到。母亲不得不沉默而无助地清楚自己的孩子就近在咫尺,但无法和他打一个招呼,无法和他有任何其他接触,除了任何公告都无法禁止的内心的情感接触。
玛丽·安托奈特——一个小小的、聊胜于无的安慰!——终于发现,可以透过塔楼四层一扇小小的楼梯窗户里瞥见下面庭院的一部分,有时候太子就在那里玩耍。这个久经考验的女人,曾经整个王国的王后就无数次地在那里站着,一连几个小时地站着,等着是否能在她监牢的庭院里偷偷地(看守对此非常体谅)发现那个可爱明亮的身影的轮廓一闪而过。这个孩子没有料到,他的母亲正从每一扇有铁栅栏的小窗户后面看着他,用含泪的目光追随着他的一举一动,依然在十分活泼和无忧无虑地玩耍(一个九岁的孩子又对他的命运了解多少?)。这个孩子很快、非常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他在快乐的生活中忘记了他是谁的孩子,他的身上流的是什么家族的血液。他勇敢地大声唱着西蒙和西蒙的朋友教他的《卡尔玛尼奥》和《就这样》,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戴着无套裤党人的红帽子,觉得很有趣,他和士兵开玩笑,而这些士兵正在看守他的母亲,——这个孩子现在和母亲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一道石头墙,而是一整个世界。尽管如此,每当母亲看到他的孩子如此快乐和无忧无虑地玩耍,她的心还是会强烈而轻盈地跳动起来,她现在只能用目光而不是手臂来拥抱这个孩子,而她曾经怀抱的这个孩子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难道埃贝尔不是已经在《杜歇斯奈老爹》报上咄咄逼人地进行了威胁了,国民公会已经毫无怜悯地把这个孩子交到了他的手里。“可怜的民族啊,或迟或早,这个小顽童会为你带来灾难。他现在越是引人发笑,以后就越是危险。我们应该把这条小毒蛇和他姐姐流放到一座荒岛上去,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摆脱他。此外,如果事关共和国的利益,一个孩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个孩子又算得了什么呢?对埃贝尔来说,什么也不算,母亲知道这一点。因此每一天,当她没有在庭院里看到自己心爱的孩子的时候,她就会瑟瑟发抖。因为她也是出于手无寸铁的愤怒而瑟瑟发抖,因为那个敌人击中了她的内心,人们因为听从他的建议,把这个孩子带走了,这是在道德世界里最为卑鄙的罪行。他们对这个失败者施行毫无必要的残忍。革命恰好把王后交到埃贝尔这个特希特斯的手里,这真的是革命史上黑暗的一页,最好把它翻过去,不要细读。因为即使是最纯洁的理想,只要把权力交到小人手里,让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去做卑鄙的事情,这个理想也会变得卑鄙和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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