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只有一个人理解了她,所有这些信件来往,这些下达命令和撤销命令的过程只不过是狂乱的绝望的征兆,这个女人无法独自一人拯救她自己。这个人知道,没有人站在她身边,路易十六由于软弱不决,根本不算数。这个人就是王后的小姑子伊丽莎白夫人,她并不像那些保王党神话里讲述的那么圣洁,那么一心一意地思考着上帝:“我的妹妹如此轻率,被阴谋家包围着,首先被她身在国外的两个哥哥控制着,她根本没有办法和他们交谈,不然就会整天争吵。”从这位直率的王后的内心还迸发出了更强硬、更狂野的话语,“我们的家庭生活就是地狱,即使我们怀有着全世界最为良好的意图,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更多的话。”身在远处的费尔森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助王后,也只有这一个人拥有她的信任,那个人不是她的丈夫,不是她的哥哥,也不是她的任何亲戚,就是他本人。几个星期以前,她还通过秘密途径,通过埃斯特哈奇伯爵作为信使向他传达了自己忠贞不渝的爱情:“如果您给他写信,您就告诉他,我们之间不管相距多少英里,无论相隔多少国家,都不能把两颗心分开,我每一天都愈加感到这件事情的正确性。”还有第二次:“我不知道现在他在哪里。听不到自己爱的人的消息,甚至不知道自己爱的人身在何处,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可怕的折磨。”这些最后的熊熊燃烧的情话还伴随着一份礼物,一个小小的金戒指,正面刻了三朵百合花和一句话:“谁背弃她,便是懦夫。”玛丽·安托奈特写信告诉阿斯特哈奇,这枚戒指是按照她自己的尺寸量身打造的,在把戒指寄给他之前,她把它在自己手上戴了两天,就好像依然鲜活的血液的热度注入到了冰冷的金子里。费尔森把他情人的戒指戴在手指上,这枚刻着“谁背弃她,便是懦夫”的戒指每天都在呼唤着他的良心,让他敢于为这个女人做出一切。既然绝望的声调已经在她的信件中强烈地爆发出来,既然他已经认识到,他所热爱的这个女人心里已经被一种狂野的迷乱征服,因为她看到所有人都背弃了她,他就受到了鞭策,做出了真正的英雄举动:他决定,既然他们没有办法最终达成通信联系,他就去巴黎探望玛丽·安托奈特,就在这个他的生命已经不受尊重、他的在场意味着必死无疑的巴黎。玛丽·安托奈特被这个消息吓坏了。不,她不希望自己的朋友做出这么重大的、真正英雄主义的牺牲。作为一位真正的恋人,她爱他的生命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也远远胜过爱他来到自己身边的那种难以言传的平静与幸福。因此她在12月7日匆匆回信说道:“您现在来这里完全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在拿我们的幸福当赌注。如果我这么说了,您就应该相信我,因为我非常想要见到您。”但是费尔森没有让步。他和瑞典国王制定了一个新的逃亡计划,他知道,尽管王后表示了拒绝,但是他那颗受到召唤的心听得清清楚楚,她是多么地渴望着他,这个陷入了彻底孤独的女人的灵魂在一次又一次写下这些小心翼翼的秘密书信的时候是多么放松,再次感到自由自在,可以不受限制地表达意见。二月初,费尔森下定决心,不再继续等待,前往法国与玛丽·安托奈特会面。
这个决定实际上是个自杀式的行为。他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从这次旅行中返回,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头颅就是法国境内悬赏最高的一颗头颅。没有一个名字被这么频繁地、被这么充满恨意地提及,费尔森在巴黎受到公开蔑视,所有人手里都有他的通缉令,只要有一个人在半途中或者是在巴黎认出他来,他的尸体就会在石板路上摔得粉碎了。但费尔森——这让他的英雄主义精神增长了千百倍——不仅要去往巴黎,在那里找个隐蔽的角落潜伏起来,而且要径直进入米诺陶诺斯那难以抵达的洞穴,进入杜伊勒里宫,那里日日夜夜都有一千二百个国民警卫进行看守,那座宫殿里的每个佣人、每个贴身女侍、每个马车夫都认识他本人。但这一次,这位贵族得到了绝无仅有的机会来证明他爱情的山盟海誓。“我活着只是为了为您效劳。”2月11日,他实现了这个承诺,采取了整个大革命阶段最为英勇的行动之一。费尔森戴着假发上路,拿了一本假护照,他大胆地伪造了必要的瑞典国王的签字,说是要前往里斯本执行外交使命,只由他的副官陪同,而他则假装是这位副官的佣人。出于奇迹,文件和人员实际上都没有得到仔细检查,他非常顺利地在2月13日下午五点半抵达巴黎。尽管他在那里有个可靠的女友,或者不如说是情人,准备好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藏起来,费尔森还是直接躲了起来,坐着邮车进了杜伊勒里宫。在冬天里,天黑得很早,黑暗友好地遮掩了这个胆大包天的人。他依然拥有那扇秘密暗门的钥匙,这扇门——简直是惊人的幸运——这一次也没有人守卫。他忠诚地保管着的钥匙尽了它的义务,费尔森走了进去:在八个月残忍的分离和难以言表的事件之后——自那以后,整个世界都天翻地覆了——情人又回到了彼此的身边,费尔森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了玛丽·安托奈特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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