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下葬一年后,我回到了阿富汗,但不再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我现在是中央情报局的准军事人员。我在这个机构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打击基地组织的十大头目之一。我已经被安排了新任务,一共两天。这份差使是杰克帮我找的。在这次任务中,我们反恐特遣队和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的几名成员一同合作。我们的计划是发动一次突袭,以捕获或击毙我们的目标,他正从巴基斯坦越境前往科伦加尔山谷参加一个会议。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我们悄悄潜入了山谷。我们突击队的70多名队员戴着夜视镜徒步走了几个小时,在沉默中攀爬了数百英尺,才来到一个位于岩丘上的村庄,会议就在那里举行。趁侦察机和攻击机在星空下盘旋之际,我们的部分队员冲向了一幢房屋。一名线人告诉我们,目标就在那里。接着便爆发了短暂而激烈的枪战。我们的队员没有受伤,几名对手被击毙,但目标被活捉。然后,我们就像来时一样迅速溜出了山谷。到了清晨,我们已经安全抵达最近的美军前哨基地,我们的俘虏很快会被转移到巴格拉姆空军基地。
在我们填写移交监护权的文件时,太阳正从嶙峋的山脊上冉冉升起。笼罩我们突击队一整夜的紧张气氛,突然缓和下来。我们在一个小小的泥地停车场里懒散地休息,摘下头盔,有说有笑地回忆我们执行任务时的细节。车队不久就会来接我们回基地,在那里我们将得到急需的休息和一顿像样的饭菜。然后,我们将等待下一个目标,继续这场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行动,斩首基地组织的领导层。简而言之,我们感到胜利在望。
在我们等车的时候,一群瘦弱疲惫的美国士兵列队经过,他们很年轻,几乎还是少年。他们驻扎在这个哨所,我们非常了解他们的困境。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在这个山谷发动了一场堂吉诃德式的反叛乱战役,但大体上没有成功。他们的许多朋友在山谷丧生。他们面容憔悴,夹杂着挫败和不驯。我们得意的调侃在他们听来一定像外国语言。他们用严厉而怨恨的目光看着我们,把我们视为闯入者。我突然意识到,虽然我们的反恐部队与这些士兵站在同一个战场上,但实际上,我们在进行着两场截然不同的战争。
在2001年9月20日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布什总统宣布了当时的一种新型战争,即“反恐战争”。他概述了其内容:“我们将动用所有资源,包括一切外交手段、一切情报工具、一切执法措施、一切金融影响力,以及一切必要的战争武器,来瓦解和挫败全球恐怖网络。”然后,他描述了这场胜利可能的样子:“我们将切断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让他们自相残杀,把他们从一个地方驱逐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他们无藏身之地,无喘息之所。”
如果布什的话概述了全球反恐战争的基本目标,那么二十年后,美国基本上实现了这些目标。奥萨马·本·拉登死了。幸存下来的基地组织核心成员涣散而虚弱。本·拉登的继任者艾曼·扎瓦希里只通过极少的宣传材料来传达信息,而基地组织的最强分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土占有率已经缩减到无足轻重。我们从阿富汗的灾难性撤军可能会破坏这些成就,但这就是喀布尔沦陷时美国所取得的成绩单。
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我们成功地保卫了国土安全。如果有人在“9·11”后的几周告诉美国人——当时人们正在应对国会大厦所遭受的炭疽病毒袭击、股市的暴跌,以及大规模旅行即将消亡的预言——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会在未来二十年内成功地保护美国免受另一次重大恐怖袭击,他们可能会难以相信。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平均每年有六人死于圣战恐怖主义。(要知道,2019年,平均每天有三十八名美国人死于处方阿片类药物过量。)如果全球反恐战争的目标是防止重大恐怖主义行为,那么这场战争已经取得了成功。
但代价是什么呢?就像在科伦加尔山谷的那个夜晚,成功和失败能在同一个战场上共存吗?在输掉(至少没有赢)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同时,美国能声称已经赢得了反恐战争吗?
让我们从鲜血和财富的角度来探讨代价。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美国所参与的每一场战争,都需要一种经济模式来维持,以提供足够的人力和资金。与前几次战争一样,反恐战争也有自己的模式:如前所述,这场战争是由全志愿军进行的,主要通过赤字开支来支付。毫无疑问,这种模式有意使大多数美国人对冲突的代价视而不见,却让我们陷入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
这种模式也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二十年后人们才充分理解这种影响。如今,随着不断上涨的国家赤字和通货膨胀,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平衡预算之后,反恐战争成了我们国家信用卡上最早,也是最昂贵的开支之一。2001年是国会通过的联邦预算最后一个出现盈余的年份。通过赤字开支为战争提供经费,使得战争在历届政府的管理下持续陷入泥潭,却几乎没有一位政治家提到过战争税的概念。与此同时,其他形式的支出,从金融援助到医疗保健,以及最近的疫情复苏经济刺激计划,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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