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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四场 2009年,库纳尔省,科伦加尔山谷

管子下葬一年后,我回到了阿富汗,但不再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我现在是中央情报局的准军事人员。我在这个机构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打击基地组织的十大头目之一。我已经被安排了新任务,一共两天。这份差使是杰克帮我找的。在这次任务中,我们反恐特遣队和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的几名成员一同合作。我们的计划是发动一次突袭,以捕获或击毙我们的目标,他正从巴基斯坦越境前往科伦加尔山谷参加一个会议。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我们悄悄潜入了山谷。我们突击队的70多名队员戴着夜视镜徒步走了几个小时,在沉默中攀爬了数百英尺,才来到一个位于岩丘上的村庄,会议就在那里举行。趁侦察机和攻击机在星空下盘旋之际,我们的部分队员冲向了一幢房屋。一名线人告诉我们,目标就在那里。接着便爆发了短暂而激烈的枪战。我们的队员没有受伤,几名对手被击毙,但目标被活捉。然后,我们就像来时一样迅速溜出了山谷。到了清晨,我们已经安全抵达最近的美军前哨基地,我们的俘虏很快会被转移到巴格拉姆空军基地。

在我们填写移交监护权的文件时,太阳正从嶙峋的山脊上冉冉升起。笼罩我们突击队一整夜的紧张气氛,突然缓和下来。我们在一个小小的泥地停车场里懒散地休息,摘下头盔,有说有笑地回忆我们执行任务时的细节。车队不久就会来接我们回基地,在那里我们将得到急需的休息和一顿像样的饭菜。然后,我们将等待下一个目标,继续这场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行动,斩首基地组织的领导层。简而言之,我们感到胜利在望。

在我们等车的时候,一群瘦弱疲惫的美国士兵列队经过,他们很年轻,几乎还是少年。他们驻扎在这个哨所,我们非常了解他们的困境。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在这个山谷发动了一场堂吉诃德式的反叛乱战役,但大体上没有成功。他们的许多朋友在山谷丧生。他们面容憔悴,夹杂着挫败和不驯。我们得意的调侃在他们听来一定像外国语言。他们用严厉而怨恨的目光看着我们,把我们视为闯入者。我突然意识到,虽然我们的反恐部队与这些士兵站在同一个战场上,但实际上,我们在进行着两场截然不同的战争。

在2001年9月20日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布什总统宣布了当时的一种新型战争,即“反恐战争”。他概述了其内容:“我们将动用所有资源,包括一切外交手段、一切情报工具、一切执法措施、一切金融影响力,以及一切必要的战争武器,来瓦解和挫败全球恐怖网络。”然后,他描述了这场胜利可能的样子:“我们将切断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让他们自相残杀,把他们从一个地方驱逐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他们无藏身之地,无喘息之所。”

如果布什的话概述了全球反恐战争的基本目标,那么二十年后,美国基本上实现了这些目标。奥萨马·本·拉登死了。幸存下来的基地组织核心成员涣散而虚弱。本·拉登的继任者艾曼·扎瓦希里只通过极少的宣传材料来传达信息,而基地组织的最强分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土占有率已经缩减到无足轻重。我们从阿富汗的灾难性撤军可能会破坏这些成就,但这就是喀布尔沦陷时美国所取得的成绩单。

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我们成功地保卫了国土安全。如果有人在“9·11”后的几周告诉美国人——当时人们正在应对国会大厦所遭受的炭疽病毒袭击、股市的暴跌,以及大规模旅行即将消亡的预言——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会在未来二十年内成功地保护美国免受另一次重大恐怖袭击,他们可能会难以相信。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平均每年有六人死于圣战恐怖主义。(要知道,2019年,平均每天有三十八名美国人死于处方阿片类药物过量。)如果全球反恐战争的目标是防止重大恐怖主义行为,那么这场战争已经取得了成功。

但代价是什么呢?就像在科伦加尔山谷的那个夜晚,成功和失败能在同一个战场上共存吗?在输掉(至少没有赢)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同时,美国能声称已经赢得了反恐战争吗?

让我们从鲜血和财富的角度来探讨代价。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美国所参与的每一场战争,都需要一种经济模式来维持,以提供足够的人力和资金。与前几次战争一样,反恐战争也有自己的模式:如前所述,这场战争是由全志愿军进行的,主要通过赤字开支来支付。毫无疑问,这种模式有意使大多数美国人对冲突的代价视而不见,却让我们陷入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

这种模式也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二十年后人们才充分理解这种影响。如今,随着不断上涨的国家赤字和通货膨胀,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平衡预算之后,反恐战争成了我们国家信用卡上最早,也是最昂贵的开支之一。2001年是国会通过的联邦预算最后一个出现盈余的年份。通过赤字开支为战争提供经费,使得战争在历届政府的管理下持续陷入泥潭,却几乎没有一位政治家提到过战争税的概念。与此同时,其他形式的支出,从金融援助到医疗保健,以及最近的疫情复苏经济刺激计划,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如果说赤字开支让美国民众对反恐战争的财政代价麻木无感,那么技术和社会的变革也让他们对其人力成本无动于衷。无人机等平台的使用促进了作战自动化的发展,使得美军能够远程杀敌。这种发展让美国人进一步远离了战争的残酷代价,无论是美国军队的牺牲,还是外国平民的伤亡。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征兵制,美国政府便把战争外包给了军事阶层,这是一个日益自我隔离的社会阶层,从而造成了美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巨大军民分歧。

2020年,为了应对全国性的内乱,美国人终于有机会亲眼见到了自己的军队,因为现役军队和国民警卫队大量部署在全国各地。美国人还亲耳听到了军方退休领导人的声音,因为一群高级军官——包括左派和右派——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了国内政治事务。他们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撰写社论谴责一方或另一方,并在各种信函上签名,从与民主党候选人之子有关的可疑笔记本电脑的来源,到总统选举本身的公正性。

目前,军队仍然是美国最受信任的机构之一,也是公众认为没有明显政治偏见的少数机构之一。在现有的政治条件下,这种信任还能持续多久?由于党派之争已经影响到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影响蔓延到美国军队似乎只是时间问题。那接下来怎么办?从恺撒的罗马到拿破仑的法国,历史表明,当一个共和国将大规模常备军与功能失调的国内政治相结合时,民主就不会持续太久了。今天的美国同时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从历史上看,这往往会引发政治危机,导致军队介入(甚至干预)国内政治。军队与所服务公民之间的巨大分歧,也是反恐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之一。

尽管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与反恐战争分开似乎有些奇怪,但值得记住的是,在“9·11”事件之后,对这两个国家发动全面入侵和占领并不是板上钉钉之事。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阿富汗进行一场更有限的反恐行动,同样能将本·拉登绳之以法,或者制定一种遏制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的战略,而无需美国全面入侵该国。随后在这两个国家展开的漫长且代价高昂的反叛乱行动是美国自主选择的战争。事实证明,在实现将“9·11”事件的肇事者绳之以法和保卫国土安全的双重目标方面,这两场战争都是重大失误。

反恐战争与其他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胜利从来不是建立在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其目标是防止负面结果的发生。在这种战争中,胜利并不是摧毁对手的军队或夺取其首都。胜利在于恶性事件没有发生。那么,如何宣布胜利呢?如何证明恶性事件没有发生?“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战略专家们似乎无法构想一场只有不让一系列事件重演才能赢得胜利的战争,他们觉得有必要创造一场更符合传统冲突观念的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就代表了一种人们所熟悉的战争类型:派兵入侵,推翻专制政府并解放人民,然后是长期占领和反叛乱行动。

除了鲜血和财富,还有另一个衡量反恐战争的指标:机会成本。新冠大流行揭示了美国政治功能失调的严重性,并暗示了军民分裂的危险。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也凸显了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复杂关系。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当华盛顿重新调整美国军队的用途,以参与大规模反叛乱行动和精准反恐行动时,那些大国正忙于建设一支能够对抗并击败同级别竞争对手的军队。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俄罗斯将其领土扩张到了克里米亚,并支持乌克兰的分离分子;伊朗支持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代理人;朝鲜获得了核武器。在“9·11”事件开启新世纪之后,传统观点认为,非国家行为体将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这一预测一语成谶,但并不是以大多数人预期的方式。非国家行为体危害国家安全的方式不是攻击美国,而是转移了美国对国家行为体的注意力。正是这些典型的对手——伊朗、朝鲜和俄国,在美国无暇他顾的情况下,扩大了他们的能力和敌意。

来自这些国家的威胁有多么急迫?就航空母舰、坦克、战斗机等传统军事平台而言,美国继续在技术上领先于同级别的竞争对手。但它的首选平台可能并不是正确的选择。远程陆基巡航导弹可以使大型航空母舰失去作用。网络攻击的进步可能会使依赖技术的战斗机过于脆弱而无法飞行。美国军方的顶尖智囊们现在终于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但可能为时已晚。

历经二十年,美国也饱受战争疲劳之苦。尽管全志愿军队和无需缴纳战争税使大多数美国人免于承担战争的负担,但这种疲劳仍然很明显。在四位总统的领导下,美国人起初是欢呼,继而是忍受生活背景中无休止的战争。国民情绪渐渐恶化,对手国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美国人的疲劳,以及对手国家对此的认识,限制了美国的战略选择。因此,总统们采取了不作为的政策,美国的信誉也受到了侵蚀。

这种动态在叙利亚表现得尤为明显,尤其在2013年8月古塔 发生沙林毒气袭击之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跨越了奥巴马总统设定的红线,奥巴马发现,不仅国际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响应美国总统对使用武力的恳求,就连国会也表现出了这种不情愿。当奥巴马寻求议员支持对阿萨德政权进行军事打击时,他遭遇了与选民疲劳相似的两党战争疲劳,于是他取消了打击。有人越过了美国的红线,却没有发生任何事,也没有遭到报复。

疲劳似乎是反恐战争的“软”成本,但却是一种明显的战略负担。一个因战争而疲乏困顿的国家很难对对手构成可信的震慑性威胁。这在冷战时期已得到证实。在1968年越南战争处于白热化时,苏联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在战争结束后的1979年,苏联入侵了阿富汗。第一件事情发生时,美国正陷入战争的漩涡,第二件事情发生时,美国正处于战后的混乱之中,所以无法有效阻止苏联的军事侵略。而美国目前正面临着类似的局面。美国的对手明白这一点。当美国的实力减弱时,其他国家就会填补这个真空。

反恐战争不仅改变了美国对自身的看法,也改变了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看法。不时有人问战争以何种方式改变了我。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战争最终没有改变我;战争造就了我。它深深地刻进了我的灵魂,我很难将因它而存在的我与无它而存在的我区分开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像解释父母或兄弟姐妹如何改变了你。当你和一个人或一场战争生活在一起这么久,你会以亲密的方式了解它,它也会以同样亲密的方式改变你。

今天,我很难记起美国过去是什么样子的。我忘记了在飞机起飞前仅仅20分钟到达机场是什么感觉。忘记了穿过火车站时,没有武装警察徘徊在站台附近的情景。也忘记了相信美式民主会永远占据优势,以及世界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的感觉,尤其是在冷战后那些令人兴奋的岁月里。

就像“最伟大的一代”能回忆起日本偷袭珍珠港时自己身在何处,“婴儿潮”一代的人能回忆起肯尼迪遇刺时自己在哪里,我们这一代的识别口令是“9·11”发生时你在何地。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但是,每当回忆起那段时间,我常常想到的却是“9·11”事件发生前两天的事情。

我当时是一名大学生,因为家庭影院频道(HBO)正在首播一部新剧《兄弟连》,我霸占了公寓里的电视机。作为一名预备役军官训练队的海军学员,我相信自己的整个未来都将在“兄弟连”度过。我刚在沙发上坐好,标志性的片头便开始了:棕褐色的伞兵在解放欧洲的征途中从天而降,怀旧的配乐高亢激昂。整部连续剧中没有一丝讥讽或愤世嫉俗的意味。我无法想象今天有人能拍出这种效果。

二十多年来,随着美国人对战争和军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我常常想起《兄弟连》。它是一个很好的标尺,反映了“9·11”事件之前美国的处境,以及之后美国所经历的情感路程。如今,美国已经改变,它对自己在世界中的角色持怀疑态度,更明确地认识到战争的代价,尽管对那些代价的体验大都是以间接的方式。我们向国外输出理念的欲望也减弱了,尤其是当我们在国内勉力维护这些理念的时候,无论是围绕2020年总统大选的暴力事件,还是那年夏天的内乱,甚至是反恐战争因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 prison)事件 和爱德华·斯诺登 泄密事件等丑闻对国家造成的损害。《兄弟连》中那个具有普遍吸引力的美国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

这也提醒我们,国家叙事很重要。在美国开启二十年中东冒险之旅的前一天,人们想要听到的故事——或者至少是好莱坞的高管们认为人们想要听到的故事——是美国人是好人,他们正在把世界从暴政和压迫中解放出来。

拜登总统宣布美国要从阿富汗撤军后不久,我和杰克谈了一次。他也在科伦加尔山谷战斗过,但时间比我久得多。他也追捕过目标,杀死或俘虏他们,就像我们在反恐战争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将作为输掉了美国历史上最长战争的一代人而被人铭记,这种痛苦的想法在我们脑海中挥之不去。为了缓解这一结论带来的刺痛,我提出一个相反的论点,那就是:尽管我们可能输掉了阿富汗战争,我们这一代人仍然可以宣称赢得了反恐战争。

杰克对此表示怀疑。

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辩论,但很快就放弃了。第二天,我收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作为一个南方人和文学爱好者,他给我发来了《喧哗与骚动》中的一段话:

战争从来没有什么胜利可言……战争甚至从来没有打响过。战场只是向人们展示他们自己的愚蠢和绝望,胜利只是哲学家和傻瓜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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