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床上,手机支在胸口,这时群聊中出现一条信息:巴士已启程。傍晚时分,由卡塔尔人组织的一整架飞机的撤离人员让我们延误了一个多小时,在塞雷娜酒店引起了混乱。我们几乎因此取消了当晚的撤离计划。但在最后一刻,这帮卡塔尔人终于踏上了前往机场的路。这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安排自己的人上车。马特再次坐进巴士,当我们的车队出发时,他在群聊中发布:预计到达时间04:30。和昨晚一样,我们还不确定无名门的反恐特遣队员是否允许我们进入。不过,我们还是决定赌一把,相信伊恩在科顿参议员办公室的熟人会帮助我们。
我们在Signal群聊中的通信清晰、专业。马特:转弯进入40米路。尼克:收到。马特:到达机场路。尼克:收到。今晚有一种昨晚没有的信心,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彼此从未见过面,也从未见过这些我们正在施以援手的阿富汗人。
晚饭前,妻子鼓励我向孩子们解释一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能够看出我心不在焉,越来越疲倦。她知道撤离行动还会继续,所以觉得最好向他们说明一下情况,以免他们因为怀疑我出了什么事而担心。我们在房间里打开箱子整理行李,她说:“他们已经长大了,应该可以理解。”我们在酒店的餐厅用餐,餐厅坐落在一个花园中。我女儿穿了一条裙子,男孩子们穿着有领衬衫。远处是一处潟湖,微风拂过,城市的灯火在水面上闪烁。
“我们知道,”我女儿说,“你们说的是阿富汗。”我问她知道些什么,她说:“你正在努力帮助人们离开,因为我们输掉了战争。”
我儿子插话说:“爸爸离开时,我们正在赢得战争。”
“不完全是这样。”我说。
“那你离开时我们正在输吗?”我儿子问。
我又说了一次:“不完全是这样。”但我不确定我离开时是在赢还是在输。那是2011年,正值奥巴马的增兵高峰期,而这一努力从两年前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总统在同一次演讲中,既宣布了增兵规模,又宣布了撤军日期。这是奥巴马的一种两头下注,一方面通过增兵来安抚鹰派,一方面通过撤军来取悦鸽派。但事实证明,这种举棋不定也导致了阿富汗人的犹豫不决。在与部落首领、地区长官和省级官员的无数次会议中,奥巴马的演讲内容总会被提及。阿富汗人的首领们会与我们站在一起对抗叛乱吗?他们会公开支持喀布尔政府吗?然而,我们经常得到的回应是:18个月后,你们就要离开,我如何支持你们……你们自己的总统就是这么说的……我省的塔利班影子省长就住在马路对面,他18个月后不会离开。
当然,我们输掉这场战争的原因有很多。然而,当我试图回答儿子的问题时,我突然意识到,在导致阿富汗战争失败的众多原因中,最主要的一个是我们从来不理解什么是胜利。从2001年到2021年,无论我在哪一年离开,都没有关系,因为在任何一年,我们都无法就胜利到底是什么达成一致。因此,我们失败了。
赢得一场战争意味着什么?这取决于我们自己对战争的叙述。我上高中的时候,第一次读到《伊利亚特》。老师分发的译本封面上只有一张照片:在诺曼底登陆日,美国士兵从登陆艇上潮水般涌出,冲向奥马哈海滩。作为十几岁的少年,我并没有完全理解这种搭配的潜台词。阿喀琉斯的愤怒、赫克托耳之死,以及所有那些乘坐在“黑壳船”里的希腊人,似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关系。然而,在我自己亲历了两场战争之后,这种形象却以一种崭新的方式产生了共鸣,尤其是当我试着向儿子解释什么是战争的输赢时。如果说《伊利亚特》是古希腊战争的原始文本(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征战期间,枕头下就放着一本《伊利亚特》),那么二战在我们社会中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它塑造了我们对战争的期望,成了我们美国版的《伊利亚特》。我们仍然期望成为好人;我们期望战争有始有终;我们期望当军队回国时,战争就结束了。但是最后这个期望——只有当所有军队都回国时,战争才算结束——从未真正实现过,无论是在二战期间,还是在今天。
在阿富汗,我们可以从伊拉克的经验中吸取一些教训。在伊拉克,布什政府的重大战略失误是出兵,而奥巴马政府的重大战略失误是撤军。这两个失误都造成了权力真空。第一个失误导致了基地组织在伊拉克迅猛发展;第二个失误催生了该组织的继承者伊斯兰国(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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