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标准操作程序,是将黑色塑料袋放在每辆卡车的后部,不让人看见。管子的遗骸装在其中一个拉上拉链的袋子里。袋子放在附近一块烧焦的沙土地上,离弹坑不远。被炸毁的悍马车停在弹坑的边缘。鲜血像泼洒出的油漆一样,染红了引擎盖和车轮防护罩。车队中的其他车辆呈扇形散开,车载机枪回击着简易炸弹和来自山谷的冒犯,但就像楼梯妙语 一样,为时已晚。少校坐在RG-33装甲车里,像一名在中场休息时茫然无措的拳击手,手里抓着一个无线话筒,却并不讲话。我们不到一个小时就赶到了这里。空气中仍然可以闻到爆炸物的气息,还有火药和汽油混合在一起的刺鼻味道。大家都在小声耳语。管子死了。
我们需要从炸毁的悍马车上取出所有敏感物品,主要是管子的加密无线电设备。然后我们需要把悍马车拼装起来,以便把它拖回我们的基地。我们一直工作到深夜,一圈车灯照亮了悍马的残骸。我从别人那里了解到事情的经过:指挥部赶去参加关键领导人接触,眼看要迟到了。为了准时到达,他们选择了一条通往干河谷的土路。为了应对风险,他们让可以抵抗简易炸弹的RG-33装甲车行驶在车队的前面,因为它能够安全缓解大多数爆炸冲击。但他们没有考虑到RG-33的轴距较窄。在他们驶出河谷时,轴距较宽的悍马车碾过压力板,触发了简易爆炸装置。炸弹一定是正好安放在管子的座位下面的。少校当时就坐在管子旁边,但他活了下来。如果管子的无线电设备能够正常工作,他就会坐在RG-33里,而不是和少校在一起。让管子和他同乘一辆车,是少校的决定。
抢修悍马车的时候,我会时不时跑到少校那里,向他汇报我们的进展。他仍然坐在RG-33装甲车里,紧握无线话筒,但没有传送任何讯息。什么样的讯息能解除那晚的“应该”和“可以”呢?管子本不应该牺牲。他们本可以走另外一条路。或者管子本应该乘坐RG-33装甲车。我想从少校手里夺下话筒。抓着它有什么用?关于这个山谷里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像舍万的事情也没什么好说的一样,就像我们中的任何人对这一切都无话可说一样。如果他和我是朋友,如果他不是我的上司,比如说,如果他是管子,我会告诉他,这是没办法的事。但他不是。相反,我悄悄地让红毛打开了无线电。他会把我们的情况报告发送给巴格拉姆的上级指挥部。
我们的车队默默地驶出山谷。管子的遗体在另一辆悍马车的后部。第二天早上,一架C-130将降落在我们基地附近布满尘土的简易机场,带他踏上回家的第一段旅程。在那之前,我们得把他保存起来。我们的医务兵建议,可以把冷藏集装箱当作临时停尸房。
回到基地后,我们立即用担架把管子的遗体抬进了冷藏集装箱内。我们在冷藏箱后部为他清理出一个角落。我们尽力了,至少现在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向他致哀,不久,我发现只剩下自己和他独自待在寒冷中。我蹲下身来,摸了摸塑料袋。我正在和他告别,这时门突然开了。太阳现在已经升起。我在光亮中眯起眼睛,看到一个身影,他一边道歉一边快速走进来。原来是我们的一个阿富汗厨师。他很抱歉打扰到我,但他需要拿几样东西。威利让他回来看看,是否可以把前一天晚上的饭菜重新加热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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