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总统宣布美国撤军那天,我正在和阿富汗大使罗亚·拉哈姆尼(Roya Rahmani)共进午餐。在过去几年里,她和我成了朋友,偶尔会聚在一起用餐聊天。我们约了那天一起吃午饭,纯粹是巧合。我们步入她家的餐厅时,她的电话一直在响。带着阿富汗人特有的热情,她招呼我坐下来用餐,结果我发现那是一份单人餐,因为当时适逢斋月,她正在戒食。管家为我端上了第一道菜,这时她的电话又响了。她不得不去接听。是阿富汗外交部长打来的。她表达歉意后离开餐厅。他们两人共同拟订了一份声明,由她提交给拜登政府。于是我独自坐在桌前,漫不经心地扒拉着盘子里的菜,感觉像是在做梦。
两天后,我和杰克一起去晨跑。当我们经过被栅栏围起的国会大厦,沿着国家广场向前奔跑时,我回忆起那天的午餐,还有那一刻的奇怪感受,我说:“我简直无法相信一切就那么结束了,而这将成为我的记忆。”杰克笑了,用一种悲观的实用主义语调预言道,战争不会以大使官邸的一份沙拉和总统的一场新闻发布会而结束;它会像开始时那样:在血雨腥风中结束。
杰克提醒我,从阿富汗撤出3500名美国士兵,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所谓的“战斗性撤退”,即军队在与敌人保持接触的情况下撤离战场。人们普遍认为,在军队可以执行的各种行动(进攻,侧翼突击,防守等)中,战斗性撤退是最为复杂和困难的,因为你既不进攻也不防守,所以极其脆弱。这与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不同,那时美军可以驱车穿越沙漠进入科威特;也与1989年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不同,苏军可以越过当时的苏阿共享边界。而美国军队被困在阿富汗,只能依赖美国当时控制的三个主要机场(巴格拉姆、贾拉拉巴德和坎大哈机场),这使得他们的归途更加凶险。
阿富汗人拥有悠长的记忆。我在那里服役期间,有些长者不仅常常能指出他们与苏联人打仗的地方,或是他们的高祖父与英国人战斗的场所,甚至还能指出他们的祖先与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交战的堡垒废墟。也许,阿富汗历史上最著名的战斗性撤退,发生在1842年第一次英阿战争结束时。那场冲突始于1839年,英国很快大获全胜,并成立了一个亲英政府。但这个政府垮台了,导致喀布尔爆发起义。像眼下的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一样,英国人发现自己在地理上孤立无援,便与对手达成了撤军的有利条件,但当他们的队伍——大约16500名士兵和随从人员——离开喀布尔的城门前往贾拉拉巴德时,阿富汗人发动了突袭,将英国人屠杀殆尽,只有一人除外:军医威廉·布莱登。当唯一的幸存者布莱登骑马抵达贾拉拉巴德城门时,已经奄奄一息,他的部分头骨被削掉。哨兵问他军队在哪里,他回答道:“我就是军队。”
尽管苏联军队在一个世纪后避免了同样的命运,但它留下的政权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在苏联人的扶植下,穆罕默德·纳吉布拉当上了总统,苏联撤军后,他勉强支撑了两年多。随着苏联解体,对纳吉布拉政权的财政支持也随之终止。他很快遭到废黜,塔利班控制喀布尔以后,他最终被送上了绞刑架。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对于时任总统阿什拉夫·加尼的政府,美国能支持多久?一年?两年?三年?借用尼克松在我们从越南进行灾难性撤军时的说法,“适当间隔”指的是多久?
杰克和我一边跑步,一边讨论这段历史,以及美国撤军的其他复杂因素:阿富汗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拥有双重国籍,他们很可能离开这个国家,留下能力较弱的下属来担任关键职位;拆除偏远地区前哨基地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国务院是否会加快为那些与他们的政府还有我们站在一起的阿富汗人办理签证。
杰克总结道:“美国可能已经放弃阿富汗,但阿富汗和美国还没有脱离干系。”在他看来,我在大使官邸的那顿午餐,根本不会标志着战争的结束。不仅对我如此,对任何人都是一样。
那天午餐时,在结束通话后,大使为自己的怠慢道了歉。她坦承她有一个议题,我们还没来得及讨论。她正在考虑写一本书,想征求一些建议。就像眼下美国正在抛弃的数百万阿富汗女孩一样,她的故事也是以战争和克服塔利班推崇的宗教激进主义压迫为主题,这是一段个人旅程,在最后一章,她要写自己被任命为阿富汗首位驻美国女大使。我给她的建议是做好笔记,她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写最后一章。她之所以被人们铭记,很可能不是因为她是政府的第一位女大使,而是因为她是最后一位与美国有瓜葛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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