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阿和他的妻子再也没有回到加拿大人的安全屋。他们的计划——利用从熟人那里得到的阿富汗王室口令进入机场——失败了。之后,他们在机场附近的一个加油站过了一夜。当沙阿和他的妻子在加油站休息时,我和妻子正在给孩子收拾行李,为我们最后一段旅程做准备。我们预订了第二天早上飞往南方的国内航班,计划在海边度过几天愉快的时光。在我们收拾行李时,我还在Signal上与理查德(他与沙阿有联系)、理查德拉(他已经确认他的海军陆战队员将在早上帮助我们),以及伊恩(他有一个小组的撤离人员,由一名阿富汗妇女阿迪巴领头,他想让这个小组与沙阿会合)交换信息。
我们的计划是让所有人一起进入北门。但伊恩的小组精疲力竭,不愿意离开安全的清真寺,他们已经安顿下来准备过夜。而沙阿也不愿意去寻找伊恩的小组。他怀孕的妻子正在苦苦支撑,几乎难以站稳。他们之前试图进入北门,她已经累坏了,需要休息。沙阿不想离她太远。伊恩和理查德在Signal上交流了数小时,试图解决这次会合的问题。他们从未见过面。
当天早晨,我和伊恩通了电话。我们两人都说,这种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参与的撤离是多么离奇,它让我们与素未谋面者置身于同一聊天群,争分夺秒地撤离我们知之甚少的阿富汗人,且常常是通过我们几乎不认识的美国人的介绍。伊恩很愤怒,因为我们的政府缺乏相应的机制,人们只能利用个人关系网,来决定某人是否可以进入机场,阿富汗人的生死取决于他们的手机联系人名单。伊恩说,这让他想起了这场战争,也是以类似的个人和关系网方式进行的。伊恩的话让我想起我们过去追捕的目标,有时是追捕多年的基地组织头目和塔利班指挥官。我们与他们变得熟悉起来,这种关系具有类似熟人的性质,我们还会从报告中得知,我们的对手也隐约知道我们是谁,他们了解我们的部队,在某些情况下,还了解是哪些人在他们熟悉的阿富汗基地轮换进出。这场早已被人遗忘的战争,曾经在如此亲密的关系下进行。
现在,它也要以这种方式结束。
时间已经很晚了。关于阿迪巴和她的小组,伊恩写道:他们极度疲乏,想休息一下再继续前行。他们都累得不能动弹,却又恐惧得坐立不安。
我自己也累极了,倒头便睡。
第二天早上,我和妻子匆忙让孩子们吃完早饭,离开酒店,坐上了出租车,这时又来了一条信息。这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信息,来自理查德拉:
各位好。我们有多少人准备从北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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