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把这堵石墙建在倒影池旁边,位于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长长的阴影下,让它像但丁的作品一样沉入地下。墙上刻着名字,第一个应该是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一位在波士顿大屠杀中遭红衣军 枪杀的黑人市民。从那里开始,墙将向下倾斜,每一次死亡都会使它陷入地下更深,它下降的角度由130万个名字决定,这是我们国家累计的战争死亡人数。这堵墙本身是没有尽头的。每当有新的战争开始,我们不需要再建造新的纪念碑。我们不需要就国家广场的地产问题进行辩论。相反,我们会让纪念墙继续下沉。(如果你在部队学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如何挖地。)我们的战争会让我们越陷越深。为了纪念新的阵亡者,我们必须走过所有以前的阵亡者。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将永远展示在一个纪念地,而不是分散在整个广场。
这座纪念碑还会有一个现实的功能:想象一下,假使国会通过立法,确保每次总统签署军队部署令时,他或她都必须下到这个坑里。在这里,在最后一个名字旁边,也就是上一个为保卫这个国家或其利益而牺牲的人的名字旁边,会有一支特殊的笔,不需要多么华丽,但根据法律,只有这支笔才能签署这样的命令。
我已经有些时间没有想过和塞斯在国家广场跑步的事了。我和妻子坐在达涅利酒店的楼顶,谈论着我们的孩子,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为未知号码。通常情况下,我晚餐时不接电话。但过去几天非同寻常。我拿起电话,妻子耐心地等着。“您好?”
“嘿,伙计,我是塞斯。听着,我在喀布尔,就在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原来,塞斯和国会议员彼得·梅杰在一片争议声中跳上了一架军用飞机。两人想亲自去了解一下情况。“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他补充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都在这里,也许能帮上忙。”
要是塞斯昨晚到就好了。他也许能帮我们打开机场的一个大门。继上次失败后,我们今晚没有进入机场的预定计划,除非我们找到更可靠的方式通过大门,而不是依赖一支车队,因为车队会成为巨大而危险的目标。塞斯热切地想要帮忙。我想,他打给我的这个电话,可能是他打的几十个类似电话中的一个。他说,如果有什么变化,我可以在Signal上联系他。他会尽力而为。我很高兴他去了机场,并把这一点告诉了他。
“刚才是谁?”挂断电话后,我妻子问。
“是塞斯,他在喀布尔。”
我们的所在地与塞斯打来电话的地方之间的心理错位,让我们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我妻子接着问:“你觉得他还好吗?”她没有具体表达自己担忧的性质,但她无需这样做。在过去的几天里,她见证了战争如何把我重新拖入其轨道。在我们的退伍军人朋友中,她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现在,因为塞斯,她看到一名老兵不仅在精神上回到了阿富汗,而且在身体上也回到了那里。诚然,他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因此有人可能会说,他不是一名重返战场的老兵,而是一名履行自己监督职责的国会议员。但真正让塞斯与众不同的不是他所担任的职务,而是他有机会坐上一架飞机,我们很多人都想搭乘同一架飞机,这样我们就可以重返阿富汗,结束我们的战争,亲自见证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幕。
这场战争的最终落幕,比我在伊拉克的另一场战争更加艰难。2014年,当费卢杰等城市落入伊斯兰国之手时,它所带来的情感冲击,远不如看着塔利班闪电般攻陷阿富汗全境那么强烈。喀布尔陷落后不久,我和另一位朋友乔希通了电话,他是海军学院的毕业生。他也在费卢杰打过仗,之后又在阿富汗西部作战。我们两人都很难理解我们对这两场战争结束的不同反应。我们曾在同一个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部队服役,又在一年内先后为同一批阿富汗突击队员做顾问。我们在部队的经历非常相似。我们参加过同样的战斗,获得过同样的勋章,有许多共同的教官和朋友。我们的儿子也年龄相仿。我们那天通话的表面原因,是为了协调一次计划已久的旅行——我们要带两个儿子去安纳波利斯,观看“9·11”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日海军对阵空军的橄榄球比赛。鉴于阿富汗最近发生的事件,这场比赛将引起截然不同的共鸣。
“对你来说,这比伊拉克战争的结束更难接受吗?”我问乔希。
“肯定更难。”
“为什么?”
虽然乔希和我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我们的经历有一点不同:乔希是从海军陆战队因伤退役的。在第三次受伤前,乔希已经获得两枚紫心勋章,但第三次发生在一架A-10“雷电”攻击机飞过头顶时,它的30毫米加农炮偏离了目标。炮弹的碎片几乎让乔希失去了右膝以下的腿部功能。他走路时需要佩戴支架。但乔希给出的原因与他最后一次受伤无关。“阿富汗战争是一场正义之战,”他说,“没有人从伊拉克袭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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