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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二场 威尼斯,达涅利酒店

我的岳父在我妻子出生时已年过半百。他和我岳母相差二十多岁。早在我妻子出生之前,早在遇到我岳母之前,他就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他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情报局工作。他因从敌后营救被击落的飞行员而获得铜星勋章。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在照片中,他留着一副整齐的铅笔胡,显得温文尔雅。他和其他战略情报局官员坐在桌子前,面前摆着一张地图,毫无疑问,他们正在策划一次大胆的救援任务。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在社区中备受尊敬的辩护律师。由他经手的出色案例和结案辩论的故事至今仍在流传。我多么希望能够见到他。我妻子的家人也希望我能见到他。他常常被比作两个虚构的人物:阿提克斯·芬奇 和詹姆斯·邦德。

他最喜欢的威尼斯餐厅,就在达涅利酒店的楼顶上。餐厅俯瞰着大运河的入海口。几个月前——当时阿富汗政府仍然控制着喀布尔——我妻子为我们在这里预订了晚餐。过去的几个晚上,我们睡眠很少,白天又忙于照顾孩子。我们考虑取消预订,待在客房。因为这家餐厅是她父亲的最爱,我便问妻子,如果是她父亲,他是会保留预订还是待在房间。她毫不犹豫地说,他绝不会错过达涅利酒店的晚餐。

我们坐在楼顶上。夜色美好,温暖而晴朗。大运河的风光迤逦壮观。圆顶的圣马利亚礼安堂,坐落在海关大楼艺术博物馆之上,与我们隔水相望。礼安堂的正面灯火辉煌,雕刻着四尊华丽的雕像,代表四位使徒圣者——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每尊雕像都端坐在教堂入口上方的底座上。隔水眺望圣徒,我知道妻子在这里感觉和她的父亲很亲近,于是我们开始谈论他,谈论他对旅行的热爱,对知识的追求。“像流星坠落一样追寻知识。”这是他喜欢引用的丁尼生的一句诗。他爱他的家,他的家人。但他并不安于现状。

我妻子不止一次告诉我,我在某些方面让她想起自己的父亲。当然,能与她的父亲相提并论,真是令人受宠若惊。坐在这个楼顶上,我想象着他在我这样的年纪来到这里,开启他的第二次职业生涯,踏入他的第二个人生阶段,还有美丽的妻子陪在身畔,这座古老而独特的城市在他的脚下展开,就像他年轻时征服的土地。

他的战争是由“最伟大的一代”参与的。我的战争主要是由千禧一代进行的。我曾经遇到过一位海军陆战队员出身的警察,一位阿富汗战争的老兵,他告诉我,他之所以在2009年十七岁时入伍,是因为他对八年前“9·11”事件的反应。我指出,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而言,这似乎是一个相当戏剧性的反应,他说:“社会对千禧一代存有偏见,但人们忘记了千禧一代作为志愿军参加了美国最长的战争。”

我生于1980年,根据某些人的定义,我属于千禧一代,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这个世代的一员。我曾经向我的另一个朋友提起此事。他过去是一名炸弹技师,在伊拉克打过仗,和我年纪相仿。他说,他也从来不觉得自己属于千禧一代,所以他提出一个不同的世代划分标准:如果你足够成熟,对“9·11”事件有成年人的反应,你就不属于千禧一代。按照这个标准,我根本就不是千禧一代。但我那位海军陆战队员出身的警察朋友也不是。九岁时,他就有了某种明显的成人反应:决定参军;八年后他坚持初心,说服父母签了一份年龄豁免书。在美国,战争曾被视为几代人共同的试金石,但现在,由于我们是全志愿者军队,人们不再以同样的方式经历战争。过去的那种方式,是否能够减轻战后返乡的格格不入感?也许吧。我想,我宁可成为迷惘一代的一员,也不愿成为一代人中的迷惘之徒。

2017年,为了塑造一代人的记忆,国会通过了《全球反恐战争纪念法案》,授权在国家广场建造一座纪念碑。该法案的共同发起人之一是众议员塞斯·莫尔顿。塞斯和我是海军陆战队的同龄人,法案通过后不久,我和他一起在国家广场跑步,经过一些可能建造纪念碑的场地。那是七月一个闷热的早晨,我们在朗沃思 办公大楼前会面。塞斯穿着一件伊拉克时期的浅棕色安德玛旧衬衫。我们沿着广场的南侧向西慢跑,和其他慢跑者一起,绕过广阔的草坪,向林肯纪念堂行进。我问他如何设计一座纪念碑来纪念我们的战争,他笑了,说:“如果有来生,我希望成为一个建筑师。”我竭力追问。毕竟,他是这项法案的共同发起人。如果这座纪念碑得以建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努力。最终,他提出:“它应该以理想主义的目标开始,而后逐渐陷入困境。它需要成为一座永恒的纪念碑,以纪念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

建一座纪念碑,纪念一场无休止的战争,这是个有趣的设想。有人说,战争是一种现象,就像大火、飓风等其他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一样,尽管战争当然是人性的一部分。也许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这将是一个创造最真实的战争纪念碑的机会,以纪念我们人性中的这种缺陷。

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会摒弃美国所有的战争纪念碑,把它们合并成一堵黑色的反光花岗岩石墙,就像玛雅·林(林璎)为越战纪念碑设计的编号为1026的获奖作品那样。

我会把这堵石墙建在倒影池旁边,位于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长长的阴影下,让它像但丁的作品一样沉入地下。墙上刻着名字,第一个应该是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一位在波士顿大屠杀中遭红衣军 枪杀的黑人市民。从那里开始,墙将向下倾斜,每一次死亡都会使它陷入地下更深,它下降的角度由130万个名字决定,这是我们国家累计的战争死亡人数。这堵墙本身是没有尽头的。每当有新的战争开始,我们不需要再建造新的纪念碑。我们不需要就国家广场的地产问题进行辩论。相反,我们会让纪念墙继续下沉。(如果你在部队学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如何挖地。)我们的战争会让我们越陷越深。为了纪念新的阵亡者,我们必须走过所有以前的阵亡者。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将永远展示在一个纪念地,而不是分散在整个广场。

这座纪念碑还会有一个现实的功能:想象一下,假使国会通过立法,确保每次总统签署军队部署令时,他或她都必须下到这个坑里。在这里,在最后一个名字旁边,也就是上一个为保卫这个国家或其利益而牺牲的人的名字旁边,会有一支特殊的笔,不需要多么华丽,但根据法律,只有这支笔才能签署这样的命令。

我已经有些时间没有想过和塞斯在国家广场跑步的事了。我和妻子坐在达涅利酒店的楼顶,谈论着我们的孩子,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为未知号码。通常情况下,我晚餐时不接电话。但过去几天非同寻常。我拿起电话,妻子耐心地等着。“您好?”

“嘿,伙计,我是塞斯。听着,我在喀布尔,就在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原来,塞斯和国会议员彼得·梅杰在一片争议声中跳上了一架军用飞机。两人想亲自去了解一下情况。“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他补充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都在这里,也许能帮上忙。”

要是塞斯昨晚到就好了。他也许能帮我们打开机场的一个大门。继上次失败后,我们今晚没有进入机场的预定计划,除非我们找到更可靠的方式通过大门,而不是依赖一支车队,因为车队会成为巨大而危险的目标。塞斯热切地想要帮忙。我想,他打给我的这个电话,可能是他打的几十个类似电话中的一个。他说,如果有什么变化,我可以在Signal上联系他。他会尽力而为。我很高兴他去了机场,并把这一点告诉了他。

“刚才是谁?”挂断电话后,我妻子问。

“是塞斯,他在喀布尔。”

我们的所在地与塞斯打来电话的地方之间的心理错位,让我们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我妻子接着问:“你觉得他还好吗?”她没有具体表达自己担忧的性质,但她无需这样做。在过去的几天里,她见证了战争如何把我重新拖入其轨道。在我们的退伍军人朋友中,她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现在,因为塞斯,她看到一名老兵不仅在精神上回到了阿富汗,而且在身体上也回到了那里。诚然,他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因此有人可能会说,他不是一名重返战场的老兵,而是一名履行自己监督职责的国会议员。但真正让塞斯与众不同的不是他所担任的职务,而是他有机会坐上一架飞机,我们很多人都想搭乘同一架飞机,这样我们就可以重返阿富汗,结束我们的战争,亲自见证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幕。

这场战争的最终落幕,比我在伊拉克的另一场战争更加艰难。2014年,当费卢杰等城市落入伊斯兰国之手时,它所带来的情感冲击,远不如看着塔利班闪电般攻陷阿富汗全境那么强烈。喀布尔陷落后不久,我和另一位朋友乔希通了电话,他是海军学院的毕业生。他也在费卢杰打过仗,之后又在阿富汗西部作战。我们两人都很难理解我们对这两场战争结束的不同反应。我们曾在同一个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部队服役,又在一年内先后为同一批阿富汗突击队员做顾问。我们在部队的经历非常相似。我们参加过同样的战斗,获得过同样的勋章,有许多共同的教官和朋友。我们的儿子也年龄相仿。我们那天通话的表面原因,是为了协调一次计划已久的旅行——我们要带两个儿子去安纳波利斯,观看“9·11”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日海军对阵空军的橄榄球比赛。鉴于阿富汗最近发生的事件,这场比赛将引起截然不同的共鸣。

“对你来说,这比伊拉克战争的结束更难接受吗?”我问乔希。

“肯定更难。”

“为什么?”

虽然乔希和我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我们的经历有一点不同:乔希是从海军陆战队因伤退役的。在第三次受伤前,乔希已经获得两枚紫心勋章,但第三次发生在一架A-10“雷电”攻击机飞过头顶时,它的30毫米加农炮偏离了目标。炮弹的碎片几乎让乔希失去了右膝以下的腿部功能。他走路时需要佩戴支架。但乔希给出的原因与他最后一次受伤无关。“阿富汗战争是一场正义之战,”他说,“没有人从伊拉克袭击我们。”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只有两次战争是源于对我们祖国的袭击。第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冲突以我们的敌人无条件投降而告终。第二次是阿富汗战争,随着我们的无条件投降而结束。我们的敌人,那些为我们的撤离设定条件的人,不是纳粹德国或日本帝国,而是7万5千名塔利班分子。他们在向世界上规模最大、兵力最强的军队发号施令。这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也是一种耻辱。更讽刺的是,有理有据地说,我们的另一场战争,即伊拉克战争(基于错误的前提),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输掉。我当然不会说我们赢了伊拉克战争,但我也不会说我们输了,尤其是这个国家已经成功地连续举行了四届议会选举,且没有发生任何重大暴力事件。是的,伊拉克政府功能失调,但我们自己的政府也是如此。美国在伊拉克喜忧参半的结果,加上我们在阿富汗的明确失败,让人感觉这不仅是对国家的控诉,也是对一代人的控诉。

当我的岳父战后坐在达涅利酒店的楼顶上时,这些问题对他来说并不存在。而我们就不同了。参与战争是一种体验,但赢得或输掉战争则完全是另一种体验。这就是我和他的不同之处。

我和妻子很享受我们的餐点。我们努力谈论其他的事情。我们逗留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我们两个人沉醉于这里的风景、这座城市以及这个地方的魔力。最后,服务员送来了账单。我妻子拦住他,问他介不介意给我们拍张合影。我们走到栏杆旁。城市就在脚下。水在我们的前方。礼安堂矗立在我们的一侧,它的圆顶仿佛第三个人一样融入了画面。服务员拍下了照片,把妻子的手机还给她。她看到照片时甜甜地笑了。她会把照片发给她母亲,说:“这会让她想起我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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