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脸书上发帖,认为是联邦政府的政策造成了她的困境。她写道,政府承诺给失业者每周300美元补贴,让她“几乎不可能找到雇员”。她并不是唯一提出这个观点的人,这是当时共和党指责民主党的一个热门话题。毫无疑问,很多拿着最低工资的人乐意坐在家里看电视,在政府支付给他们的失业补贴之外,每周还能多领300美元(每周最低工资为40小时290美元)。但有二十五个州提前终止了3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发放,用工短缺情况并没有好转。疫情暴发一年多后,人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有的人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可以有更多选择或改变原来的职业路径。有的人只求稳定的高收入岗位,即使做一个大公司里的小角色也心甘情愿。在父母重返职场的道路上,儿童保育仍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影响年轻的父母就业。当然,有人仍然觉得餐馆或仓库等室内工作有感染新冠的风险。
“如果有人手,这里的生意会特别好。”塔玛拉在5月的时候无奈地说。在疫情前,能给顾客做一顿完整的午餐,就能有不错的收入,但现在她不敢那么想了。她只是尽量保持餐馆开门,以免顾客有什么误解。“如果我停业时间太长,顾客会认为我不干了。”塔玛拉说。不过,这种不规律的开业时间也让顾客无所适从。
这年春天,塔玛拉的救星就是团体供餐服务。她的“礼物拼版”很受好评,在降低成本上也有了更好的办法。她不再批发购买切板,而是找一个当地人来帮她做。塔玛拉说到“礼物拼版”生意时说:“我从来没想到这个产品这么受欢迎。”有位顾客问她是否做过“野餐篮”,这让塔玛拉又获得了新的灵感,她在自己的供餐单中增加了一款“野餐篮”。
拉在小卡车后面的“移动咖啡馆”还在持续带来收入,不到六个月,她就准备升级了。她说自己的波比·普莱斯咖啡餐馆只不过是一辆装扮成移动咖啡馆的拖车,她还需要在店面加工好才行。那年春天,她找到一辆小型清风房车 ,把它改造成一个移动式厨房,里面配备了一个烤架,一个小烤箱和多孔燃气灶。她已经在一个小时车程外的波克诺地区承接了一场婚宴,她负责预演晚宴、婚礼当天的早餐和第二天的早午餐。
塔玛拉坦白说她正在考虑离开黑泽尔顿镇中心。“是团体供餐和礼物拼版两个业务才让我留下来。”她说。她也问自己为什么要为这个波比餐馆这么操心,“我到底是要咖啡店,为十几个常客服务,还是要做团餐供应,每次收入700美元呢?”她说,“不如干脆关了门店专做供餐。”
很多人不愿接种疫苗,因感染德尔塔变异毒株致死(到夏季结束时,死亡人数重回每天2000人以上,与疫情初期几个月的数字相当),妨碍她的生意正常进行。但她没有资格抱怨,她也不愿意接种疫苗。在家附近的一家农贸市场,她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小心病毒丧尸。”“真是让我吓了一跳。”她说。她也记得母亲说的话,“我妈妈就不愿打疫苗,”她说,“她已经七十多岁了,但她说‘不打!’我们家人都笃行信仰。她想:‘如果我要死了,上帝就会来接走我。’她说她一点也不担心被感染,她更担心外星人。”
塔玛拉解释说,她之所以犹豫不决,根本上还是害怕失去工作。“我看见很多人接种疫苗后生病了。”她说。
“我决不能再关门了,那样我会死的。如果哪一天我不得不在门口贴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倒闭了。’那我就可以死了。”
多米尼克、尼古拉斯和丹尼尔·马洛尼三兄弟还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精心谋划着。经过几年的缓慢增长,索可可公司开始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这一切都说明了不能轻言放弃,除非我们真的一无所有,”丹尼尔·马洛尼说,“即使走投无路,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活下去,也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机会来了,从此改变一切。”
圣诞节就像三兄弟希望的那样热销,巧克力产量是平时的2倍。“12月是公司历史上最强的一个月,”丹尼尔说,“这种势头还在一直持续。”他们用假期挣来的钱买了一台梦寐以求的大型粉碎机。这台机器花了他们大约1万美元,是大型生产商工厂里的专业设备。等到2月到货时,“我们一天的产量就能增加3倍。”多米尼克说。
从冬天到后来的整个春天里,三兄弟一直好事不断。谷歌联系了他们,邀请索可可公司参加一个新的徽章计划,该计划旨在帮助消费者了解并支持某些类型的企业。他们认证索可可公司符合黑人拥有和家庭经营的小企业标准,还颁发了可持续发展徽章。“他们说算法会把我们公司推到搜索引擎的顶端(如果有人输入某个关键词)。”丹尼尔说。4月,索可可公司在本地企业的“烘焙大赛”中获胜,这一活动是由万事达卡、纽约市足球俱乐部和纽约职业足球大联盟球队共同主办的。他们的公司标志缝在每个队员的队服袖子上,三兄弟还应邀参加了开赛当天的现场仪式,“就是让我们点燃火炬。”丹尼尔说。但真正的实惠是万事达卡数字营销团队的服务。在他们看来,相当于得到了5万美元的合同,而且还没有任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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