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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身陷低谷

又是漫长而郁闷的一天,三兄弟在位于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公寓里,商量着当下应该怎么办。5年前,他们倾尽全力创办了巧克力公司索可可。但在5月的这个夜晚,疫情已经蔓延了两个月,依然让人不知所措。他们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看不到一点出路。

“没有订单。”多米尼克·马洛尼说。他是三人中的老大,一张圆脸,剃着光头,说话中透着浓重的纽约口音,疫情开始时他三十岁。

“没有人付款,”丹尼尔·马洛尼说,“大家都不清楚自己的企业还能不能做下去。”丹尼尔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二十七岁,留着一头卷发。他也是三人中最健谈的,负责公司的营销沟通工作。

供货商的账单需要支付,租金也要交。“房东没有给我们减免。”尼古拉斯·马洛尼说。他是三兄弟中的老二,与他的兄弟一样,也有一张开朗、和善的面孔和灿烂的笑容。他说话时有时会靠在椅背上,闭上眼,或者双手合十,好像在祈祷时感恩。“一个圣徒。”他的兄弟们取笑他。

马洛尼三兄弟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合租了一套公寓,这里是新冠疫情的重灾区,大街上救护车的呼啸声不绝于耳。“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积蓄在减少。”丹尼尔说。他们甚至指望不上“关爱法案”的救助资金来暂渡难关。从烘焙可可豆到手工包装巧克力,再到打包运输,一切都是三兄弟自己动手。“关爱法案”考虑的是帮助小企业主保障雇员的就业,而索可可公司没有雇员。

他们考虑过关门不干。现金流断了,豆子库存也用光了。即使明天就能运到一批可可豆,他们也不可能在两个月里接到订单。还有几个星期,6月的房租就该交了。三个黑人小伙生长在一个移民家庭,他们没有什么资源可以依靠,美国也缺乏对他们这样有色人种移民的同情。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丹尼尔说,“而现实的经营情况很不乐观。”高品质的巧克力市场正在扩大,就像以前的咖啡和葡萄酒一样,自2015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在努力开拓市场。然而,现在让人担忧的不是竞争,全球企业巨头比如雀巢公司或好时公司都在做这个市场;也不是缺乏资源,一家白人公司可以拥有他们不具备的关系和便利。他们担忧的是这种微小的病毒,就是某位作家在《大西洋月刊》上称之为“比尘埃小一千倍”的病毒。

在马洛尼兄弟们看来,巧克力就是他们的血脉。他们的曾祖父出生在爱尔兰,1940年代的时候,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高品质的可可豆吸引,来到这个拉丁美洲的岛国。他娶了一位当地姑娘,他们一起在他的岛国经营一个可可农场,在加勒比海东南边缘的委内瑞拉海岸附近。特立尼达的可可豆是世界上最贵的,他们的曾祖父母、祖父母都把可可豆卖给别人做巧克力原料,生活很优裕。

多米尼克、尼古拉斯和丹尼尔三兄弟都出生于特立尼达,在农场里长大,父母在这里栽种了芒果树、腰果树和木槿,但没有可可树。日子基本上是在户外度过的,至少不上学的时候是这样。他们在乡村里闲逛,可以一连几个小时盯着巨大的蚂蚁丘,或是在土里挖蚯蚓。“就像三个火枪手。”姑妈说这三个形影不离的小伙子。1996年,就像是又一次冒险,他们加入了加勒比海人移民到纽约的大迁徙中,来到布鲁克林和皇后区。“让我们在美国上学一直是曾祖母的梦想。”多米尼克说。

三兄弟住在贝德福·史蒂文森社区,地处标志性的布鲁克林区,1989年上映的著名黑人导演斯派克·李的电影《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就是在这里拍摄的。他们的父亲在曼哈顿的一家大医院里当清洁工,丹尼尔说母亲“像大多数加勒比移民一样当保姆”,帮别人照看孩子。三兄弟出生时年龄相差三岁,尼古拉斯的出生日期正好在多米尼克和丹尼尔之间。最小的丹尼尔在当地的公立学校开始上幼儿园,两个哥哥在二年级和三年级进入纽约市的学校上学。

贝德福·史蒂文森社区原本是一个中产阶级聚集的地方。疫情暴发后,与三兄弟以前住这里相比,社区变得更不稳定,混合了多种族人群和不同收入群体。“除了天气更冷一点,现在的贝德福·史蒂文森社区跟加勒比岛也差不多。”丹尼尔说。居民主要是黑人和蓝领工人,有街区聚会、集市和节庆,还有每年一度的绿色街区竞赛,看哪条街种的树最多。多米尼克说这里就像“一小块破补丁”,尼古拉斯又重复强调了一遍。“我们小时候都打过架。”尼古拉斯说。他们乘坐短途火车和公共汽车往返学校,在那里学会了与不同文化和家庭背景的同学打交道。说起他们在社区的成长过程,他说:“总而言之,那是一段美好的经历。”

他们十几岁的时候,父母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市买了一栋房,这个城市大约有15万人。父母想找一个比贝德福·史蒂文森社区更安静、稳定的地方,也能比现在的房子大一点。“父亲发现我们住在靠近真正市中心的地方,从这里上高速公路去纽约很方便,搬到这里就太对了。”尼古拉斯说。

房子的后院似乎唤醒了流淌在家族血脉中的农业基因,他们种了各种各样的西红柿,还有豆角、辣椒和任何能找到的适合北方生长的东西。“那时,父亲开始给我们讲曾祖父母和祖父母的故事,还有特立尼达是怎么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巧克力产地的。”丹尼尔说。长大后,他们都喜欢喝可可茶,加上桂皮香料、肉豆蔻和父母为他们种的月桂树树叶。有一次听到父亲讲自己在可可农场长大的故事,他们才明白自己与巧克力的不解之缘。巧克力就是他们家族的宝贵遗产,索可可公司似乎也是命中注定。

到了美国后,三兄弟就一直爱看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自然节目。“爸爸在很早以前就开始重视有机食品,那时候还没有引起大家关注,”丹尼尔说,“但正是种植可可豆的故事,让我们的内心豁然开朗。”就在那时,他们知道曾祖母说过,他们应该在美国上学并取得一些成就后回国。“她老人家的这个心愿,我们一定要完成,”多米尼克说,“她想有一片马洛尼家族的土地。”从十几岁时,这就成了他们的奋斗目标:努力赚钱,在特立尼达买一块地,然后让马洛尼家族的可可产业再度兴旺。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梦想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先生产优质天然的可可豆,然后再生产巧克力进入美国市场。

多米尼克还在上高中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地图上精心研究,下载了200页电子文件,钻研在特立尼达种植可可豆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那时他才知道,岛上最大的财富不是制作巧克力的原材料,而是天然气、石油和氨气。进一步研究后,多米尼克了解到可可树需要生长五年后才能结果。这就是说,除非他们花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购买一个正在运营中的成熟农场,否则有好几年是赚不到钱的。

“那段时间我们非常焦虑,”尼古拉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但我们都喜欢三个人在一起做事。”老大多米尼克去曼哈顿社区学院学习了生物技术,但他感到很失望。“这里大部分时候讲的都是从玉米中榨油来制造酒精之类的东西,”他说,“我对那些事情不感兴趣。”老二尼古拉斯在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他想要成为一名注册护士,并转到曼哈顿西奈山和贝斯以色列医院附属护理学院。老三丹尼尔在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大学学习机械工程,离家里只有十五分钟车程。到丹尼尔上大学的时候,他的兄长们已经改变了最初的想法,想要从生产巧克力开始,到财力允许时再买下特立尼达的那个农场。

丹尼尔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凭借他们创办巧克力公司的创意,在商业计划书竞赛中获胜。他用500美元奖金购买了第一件设备—一个加工可可豆的小型咖啡烘焙机。第二年,他拿到了电气工程学位,并加入一个团队,对纽约市的911应急管理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多米尼克在曼哈顿的一家美国保健品连锁公司维他命商店当经理。尼古拉斯还在攻读注册护士学位,并且在医院做兼职技术员,他的父亲也在这家医院打工做保洁工作。三兄弟都把自己当前的工作看作是一个临时的中转站。

“2013年到2015年的时候,”丹尼尔说,“我利用全部时间努力工作赚钱,为我们三兄弟共同的事业做准备。”

“我们也一样。”多米尼克和尼古拉斯异口同声地说。

马洛尼三兄弟白手起家,全身心投入巧克力公司的创业中。他们三个都是二十多岁的单身汉,也都想找点乐趣。但除了工作和睡觉,他们的全部生活都围着巧克力转。

他们自学滚筒烘烤发酵可可豆的技术,然后粉碎并筛选可可豆(把碎可可豆和外壳分离开),再开始研磨。最难掌握的技术是火候,这是一个需要精确校准的加热和冷却过程,它能使巧克力富有光泽,在食用时有一种很舒服的酥脆感。如果这个环节处理不好,巧克力就会出现斑驳杂色,拿在手上容易弄碎和融化。“我们经过了很多尝试才掌握这一技术。”多米尼克说。参加纽约市的巧克力节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那里他们认识了巧克力生产的大牌厂商,也了解到其他生产商的黑巧克力产品。

“我们花了两三年,把能找到的巧克力都吃了个遍。”丹尼尔说。三兄弟都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他们的零花钱也大都花在好时巧克力、朱古力豆和其他甜牛奶巧克力上。尽管出生在盛产优质可可豆的特立尼达,每个人仍需要训练自己的口感,才能调配出黑巧克力更丰富、更多样的味道。

由大公司切割制作的巧克力含有棕榈油、乳化剂、卵磷脂,有时甚至是蜡。马洛尼三兄弟决定只用两种原料:可可豆(以及它们生产的可可脂)和蔗糖。大型生产商使用的是贸易中通常所说的“散装”可可豆,这种可可豆价格便宜、质量较低,主要产自西非的工业化农场。索可可专门生产“原生”巧克力,采用的可可豆都来自独有产地。三兄弟就像葡萄酒生产商一样,追求正宗产地的醇正口感。

马洛尼三兄弟最初推出的产品叫马达加斯加巧克力,这种可可豆是草莓和樱桃果味的,他们都认为这种马达加斯加可可豆可以制作出一款完美的黑巧克力产品,适应美国人不太浓郁的黑巧克力口味。接着推出了厄瓜多尔巧克力(淳朴乡土坚果味)和秘鲁巧克力,开始有点香槟酒的味道,但之后又有草莓和桃子的味道袭来。丹尼尔说:“秘鲁风味一向以大起大落闻名,给人的口感像坐过山车一样变幻莫测。”(为了向家族传统致敬,他们试验做了一种特立尼达巧克力,可可豆价格确实极贵。他们在马达加斯加、厄瓜多尔或者秘鲁农场采购的可可豆,每吨价格在40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而特立尼达的将近1万美元。)

最初,制作巧克力是三兄弟传承家族遗产的一种方式。沉浸在这一制作工艺中,他们逐渐更加热衷于高品质黑巧克力的治愈特性。他们认为,巧克力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使算不上一种生活方式,至少也给人们带来了健康和快乐。制作巧克力成了对他们内心的召唤,甚至三人都决定要成为素食者,也是根源于对土地的热爱。“主要食用青菜这类天然食材,我们觉得自己的味觉都回归到天地万物生长的自然状态了,”尼古拉斯说,“这真是太有意思了!”他们认同社会企业家精神,认为企业应该创造积极的变化,而不仅仅是从地球上榨取资源。“我们做的事情不会对自然和社会产生不利影响,”丹尼尔说,“我们将为这一目标做出贡献,而不是伤害它。”

索可可公司的名字也是一个美好的意外。兄弟中有人大声说了一声,这个词就脱颖而出了。多米尼克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不太喜欢,觉得“索”(Sol)这个词的发音类似西班牙语里的“太阳”(Sun)。但他最终还是选中它,是因为这个词总是让他联想到“灵魂”(Soul),联想到某些本质的东西。尼古拉斯说:“我们越想越觉得这个名字太完美了。”阳光雨露赋予了可可树生命,三兄弟的汗水又让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可可豆呈现出独特的品质。

考虑产品包装时,他们想到过“奢华”这一标签,但这意味着一部分人独享,大多数人无法企及。“‘奢华’这个词在现代生活中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多米尼克说。

“还有一点虚荣的意思。”丹尼尔接着说。他们是在布鲁克林区长大的,他们搬走后的那些年里,在同样的地方开一间小作坊或小型生产设施的小企业主们,都与他们一样有着对工艺技能的专注态度和敬业精神。丹尼尔说:“我们觉得奢华更多的是指工艺精湛,意味着一个人会关注他产品的每一个细节。”他们考察了其他特色食品的营销方式,以及几个小批量波旁威士忌酒的品牌营销,甚至研究了一家销售个性定制手工皮革手袋的公司。

“我们发现他们在市场营销中都很注重讲好故事。”多米尼克说。每个故事都会讲述他们所用原料的品质和制作者对工艺的执著追求,而三兄弟的曾祖父母和祖父母都在这个以优质可可豆闻名的国家里种植可可,这成为他们讲好故事的独有优势。

“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段生命之旅。”多米尼克说。

“用我们热爱的方式进行。”尼古拉斯说。

“没有捷径可走。”丹尼尔以这句话注释了他们共同的追求,这也是他们故事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可可豆都是以工业方式种植的,而三兄弟推崇的是在有机和生物多样性的环境中生长。他们将成为更广泛的“从农场到餐桌”运动的一部分,其中食物的可追溯性以及对食物种植者的尊重是核心。他们对工艺一直心存敬畏。

他们选择暗色和厚重质地的纸张做外包装,一位艺术家朋友为每个不同产地画了一幅精美的彩图,这样每块巧克力看起来都像是一件单独包装的艺术品。画家画了三棵马达加斯加巨大的猴面包树,三只秘鲁特有的栖息在树枝上的动冠伞鸟,三只厄瓜多尔蓝面金翅雀,象征着他们三兄弟的事业。

最大的挑战是标价:每块巧克力7美元。这个定价处于高端巧克力的中间位置,但几乎是英国巧克力品牌格林-布莱克同类产品的两倍。格林-布莱克公司是一家小批量巧克力制造商,后来被大型零食跨国公司亿滋国际收购。亿滋是价值260亿美元的食品业巨头,旗下拥有奥利奥饼干、吉百利巧克力、三角巧克力、趣多多巧克力饼干等众多品牌。索可可的巧克力也属于高端巧克力,包装同样精美。

2016年,在曼哈顿哈莱姆区北边的舒格希尔社区的临时市场上,索可可公司首次推出了他们的巧克力产品。这里就是《纽约每日新闻报》所说的“手工跳蚤市场”,活动时间很短,但在三兄弟参与进来的那一年,他们建立了一小批忠诚客户。他们的事业开始起步。

三兄弟搬入哈莱姆区的一套公寓。丹尼尔是一家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这里比他以前的工作时间更灵活。尼古拉斯获得了护理学学士学位,在哈莱姆医院上班。这家著名的医院从1887年以来就一直在这个社区服务,在这里工作也是尼古拉斯的心愿。“我就是想在我的履历上有‘哈莱姆医院’这一笔。”尼古拉斯说。多米尼克离开了维他命商店,他是三人中唯一没有全职工作的人,只是做一点网络安全方面的活,挣一点生活费。

要想在商场里争夺货架位置,可比生产高品质的巧克力难度大多了。在公司早期,他们专注于较小的专卖店,后来全食超市(Whole Foods)预计于2017年在哈姆莱区开店,找到了索可可公司的产品,可以在其店铺里销售。这就为他们进入遍布纽约市的其他全食超市打开了大门。

三兄弟开始时很幸运,布鲁克林的一家教堂允许他们免费使用厨房。但到了搬家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在纽约租房子是多么昂贵。在布朗克斯区东南端的莫里斯港工业区,他们找到一处价格适中的大约55平米的工作室,有裸露的管道和硬木地板。

丹尼尔说:“搬到布朗克斯区以后,才可以说我们的事业真正开始了。”

马洛尼三兄弟都知道他们的事业不会一帆风顺。从十几岁到二十多岁,他们都看过一档电视节目《我是怎样赚到百万美元的》。一个共同的主题是:挫折不可避免,关键是如何走出逆境。“从2017年以来,每年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丹尼尔说。巧克力行业的黄金季是12月到来年5月初,他们在布朗克斯区的头一年,正处于巧克力销售旺季,得知转租场地给他们的商家竟然是非法经营。房东为他们在同一小区又找到了一处房子,但这番折腾让他们损失了数千美元。“这都是我二十多岁时一分一厘攒下来的,全都泡汤了。”丹尼尔说。他们搬入新的工作室还不到几个月,在下一个旺季高峰期,屋内的管道破裂了。

市场开拓没有退路,只能前行。进入第一家商店只是这个漫长而艰难过程中的第一步。他们高兴的是能有机会进入全食超市,顾客就可能接触并购买他们的产品,但郁闷的是他们的巧克力被放在超市后面的小特产区,一个紧挨着奶酪的很不起眼的位置。三人轮流在几家有他们产品的全食超市做推广,宣传产品的独特性,分享家人的故事,打开了局面,在奶酪店和其他销售他们产品的地方也展开了营销推广。“我们开始有自己的回头客。”丹尼尔说。他们也在集市和农贸市场里做展示,在一些特殊活动中安排产品推广专柜(所以我们家在2018年也买了他们的巧克力)。

“我们的传统做法就是现场推广和店内销售,我们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这里,”多米尼克说,“只要有合适的场合,我们都会向顾客当面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一做法一直是索可可公司的信条:与顾客面对面,与潜在客户建立联系。

新冠疫情对任何人都不是好事,但对这个规模不大的巧克力生产商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复活节和母亲节是这个行业的主要销售旺季,但疫情防控措施彻底毁了他们的计划。“一旦过了母亲节,很快就是夏天,是巧克力的淡季,”丹尼尔解释说,“5月来了,谁都会说:‘哦,巧克力不好,会让我发胖。’”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巧克力在高温下会融化,不小心就会弄得一团糟。

丹尼尔继续解释着:“对我们来说,你还不如直接关门三个月,反正这个季节本来也没人买巧克力。”

新冠疫情暴发后的最初几周,马洛尼三兄弟对全球应对灾难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自己公司的关注。自索可可公司创立以来,三兄弟对生活之外的其他事情都不太在意,现在感觉却正好相反。在疫情初期,有那么多令人心痛和悲伤的时刻,现实让他们无法专注于自己的公司。“很难做到像平时那样。”尼古拉斯说。通常他都在精神科上班,但哈莱姆医院在疫情中已经濒临崩溃,因为缺少床位,楼道里挤满了呼吸困难的病人,一度还变成全国新闻。尼古拉斯成了一名机动人员,哪里需要去哪里。“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担忧。”丹尼尔说。

根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数据,到2020年,美国有超过35万家制造类企业没有雇用员工,索可可就是其中之一。另有18.8万家小型制造商被归为其他企业,雇用了1到20名员工,比如使用可可豆等原材料生产产品,或对已有零部件进行组装的企业。制造业占据了全国小微企业的很大一部分,大多数在疫情期间保持运营。

索可可公司在疫情期间可以继续经营,他们被归为食品生产类企业,属于生活必需类。慢慢地,他们又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着手回归正常生产。然而店内推广和现场活动已经无限期停止了,供应链断裂更是釜底抽薪。通常他们大约两周进一批可可豆原料,经过烘烤后制作巧克力。但到5月初,他们还在等待一个多月前订购的100多公斤可可豆。“没办法,我们真的是在做最后一块巧克力。”丹尼尔说。

纽约的疫情防控禁令让丹尼尔可以在家里做工程管理工作,空闲时间一下子多了。“我在社交媒体上发的东西比以前的都多,”他说,“我跟大家联系,跟朋友打电话,但现在有了宽带,大家都在网上交流了。”然而,他没有收到任何人的回复,这让他更加沮丧。他设定了每天销售额100美元的目标,但很多天过去,这个并不宏大的目标也没有实现。

丹尼尔说:“我比以前更加重视做宣传推广,那天也就卖出了三块巧克力。”考虑到这时候人们手头拮据,他们暂时把一块巧克力的价格降到5.99美元。本来订单就不多,这样就更难赚到钱了。

5月的这个深夜,他们在距离公司十分钟路程的公寓里长谈,最终还是想到了这个无法回避的选择:放弃。他们精疲力尽,还是看不到出路,三兄弟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这时,尼古拉斯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假如我们现在正开着一辆车,我们是已经完全没有燃料了,还是油箱里有足够的油去加速行驶?”他问道:“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吗,还是我们要再努力一把?”

“我们的回答是——”丹尼尔接着问。

“我们还能再努力一把!”尼古拉斯给出了答案。他们认为创立索可可公司不仅是为自己,而且是为他们生活的社区,甚至是为黑人创业而在探索。“我们不想成为一个统计数字,又一家黑人企业倒闭了。”丹尼尔说。他们在社交媒体照片墙的账号上发布了一条信息,重申他们对索可可公司的承诺:我们还在坚守!它向人们宣告:三个投身于巧克力制作的黑人青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仍在坚持经营,并渴望与世界分享他们的产品。

“咬紧牙关熬过这个夏天。”三兄弟互相鼓励着。天气转凉后,订单就会回来。在5月的最后几天,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5月25日,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因涉嫌使用一张20美元的假钞而被捕。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两名警察按住四十六岁的弗洛伊德的背部和双腿,另一名警察用膝盖压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持续了八分四十八秒。弗洛伊德不断呼救:“我不能呼吸了。”这样求救了至少16次,最终窒息死亡。弗洛伊德的惨死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抗议,同时也推动了种族认知与种族正义,这在客观上为马洛尼三兄弟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在这个白人主导的行业里,一家黑人经营的小企业也应该有自己生存的权利。

也许是丹尼尔说的“乔治·弗洛伊德效应”拯救了索可可公司。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信息,再次强调他们在疫情中坚持经营下去的决心。丹尼尔说:“大约一两个星期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停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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