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宫之奇:春秋时虞国人。晋献公十九年(前658),晋派荀息送骏马、璧等给虞公,请求假道(借道)以攻打虢国。宫之奇进谏不听,晋遂伐虢,取虢都下阳(今山西平陆南),虢徙都上阳(今河南三门峡)。晋献公二十二年(前655),晋再次向虞假道以伐虢,宫之奇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进谏虞公,虞公仍然不听,允许借道。宫之奇只好带着族人离开虞国。洩冶:春秋时期陈国的大夫。陈灵公十四年(前600),陈灵公、孔宁、仪行父都和夏姬有私情,他们将夏姬的内衣拿到朝堂上嬉戏。洩冶进谏,孔宁与仪行父请求杀死洩冶,灵公不阻止,洩冶乃死。事见《左传·宣公九年》。《孔子家语·子路初见》记载子贡问洩冶和比干谏而死,可谓仁乎,孔子说:“比干于纣,亲则诸父,官则少师,忠报之心在于宗庙而已,固必以死争之,冀身死之后,纣将悔寤,其本志情在于仁者也;洩冶之于灵公,位在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仕于乱朝,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狷矣。”
⑩宗臣:位高名重的大臣。
⑪孔子去鲁,未尝一谏: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孔子为鲁国司寇,摄行相事。齐国送来女乐,季桓子和鲁君往观之,三日不听政,郊祭的膰(fán)肉也不送给孔子,孔子于是离开鲁国,开始十馀年的周游列国之行。《论语·微子》:“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告子下》:“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脱去礼冠)而行。”见本卷《论鲁三桓》。
⑫父不受诛,子复仇:《公羊传·定公四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是无罪而受诛的意思。这种情况下子可以为父复仇。原无“不”字,据《百川学海》本、《东坡后集》补。复仇,《越绝书·越绝篇叙外传记》:“臣不讨贼,子不复仇,非臣子也。”
【译文】
伍子胥、文种、范蠡都是杰出的人物,而扬雄只是孤陋寡闻的人,却以他浅薄的学识挑剔这三人:以三次劝谏而不去、鞭打楚平王尸体、霸占楚国国君和公卿的宫室,作为伍子胥的罪过;以不极力劝谏勾践勿伐吴,使勾践被困于会稽,是文种、范蠡的过失。扬雄听说古人有三次进谏不获接纳便离去的说法,便想用这来衡量天下士人,岂不是太鄙陋了!大臣三次进谏不听便离去,那是对那些与国君交情浅的人臣说的,像宫之奇、洩冶那样的人是可以的。而伍子胥身为吴国的重臣,便应与吴国共存亡,就算离开又能去哪里呢?上百次的进谏后君王都不接纳,接着以死进谏也可以。而像孔子离开鲁国,没有进谏一次,又何需三谏而后离去?父亲无罪而被诛杀,儿子为父报仇,这是礼。仇人若活着就斩首,死了就鞭尸,发泄其心中深深的悲痛,舍此别无选择。所以过去的君子会同情并宽恕伍子胥的行为,扬雄难道不是人之子吗?至于籍馆之事,是吴王阖闾和群臣的罪过,并非伍子胥的本意。勾践被围困于会稽后,才能重用文种和范蠡二人,如果他们在开战前极力进谏并为此而死,那么扬雄又会以伍子胥的罪名加于他们身上了。这些本来都是儿童之见,不足论辩,只是我不忍见这三人遭到诬陷责备,故而为他们说说话。
论鲁三桓
【题解】
此篇苏轼先叙孔子堕三都之事,由此而称赞孔子之圣,“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进一步又论孔子欲以礼和《春秋》之法治国。文中最后一段辩驳“或曰”之说,“孔子知哀公与三子之必不从,而以礼告也欤?”其意是说孔子原本已知鲁哀公与三桓不会同意,但仍要按照礼法规定禀告。这里涉及对《论语》中一段话的理解。据苏辙《论语拾遗》的看法,“孔子为鲁大夫,邻国有弑君之祸,而恬不以为言,则是许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与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犹告,以为虽无益于今日,而君臣之义,犹有儆于后世也”。苏辙在此还引述了子瞻(即苏轼)的一段话,正是本篇“哀公患三桓之逼”以下至结尾的文字。可见“或曰”之人就是苏辙。苏辙早年写有《论语略解》,后苏轼写《论语说》有所参考,本文最后一段可能就是其中的片段(今辑本已由此辑出)。有意思的是,苏辙晚年写《论语拾遗》时又对兄长的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予以为不然,古之君子,将有立于世,必先择其君。齐桓虽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无有也,然后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诚克田氏而返,将谁与保其功?然则孔子之忧,顾在克齐之后,此则孔子之所不为也。”苏辙的问题提得不错,孔子就算能打败齐国的田氏,鲁哀公和三桓就能保其功、行其政吗?又见《苏轼文集》卷五《论孔子》。《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三题为《孔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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