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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前言

苏轼笔下对这些人和事的记载,不只是保留了珍贵的史料,也不只是让我们从他的经历和身边的人事去认识苏轼,其文字本身的优美和趣味,就带给读者美好的阅读体验。《记承天夜游》就是如此,我们从苏轼深夜造访张怀民的闲情雅致之中,也看到了两个“闲人”的空寂与寥落,身处黄州贬谪之中的苏轼,怎能不和张怀民同病相怜?同样在卷一《记游》中,《记游松江》则是苏轼在贬官黄州的寂寥中,回忆七年前他离开杭州时的欢愉,杨元素、陈令举、张子野以及刘孝叔陪伴苏轼乘船到了松江,夜半月出,置酒于著名的垂虹亭上,张子野作《定风波》词,“坐客欢甚,有醉倒者,此乐未尝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桥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架潮,平地丈馀,荡尽无复孑遗矣。追思曩时,真一梦耳”。《记游》中类似的怀人忆旧之作很多,怀念黎錞、刘贡父,云:“二君皆入鬼录。坐念故友之风味,岂复可见?”(《黎檬子》)怀念刘原父、刘贡父兄弟,则云:“原父既没久矣,尚有贡父在,每与语,今复死矣,何时复见此俊杰人乎?悲夫!”(《记刘原父语》)又如《忆王子立》一篇,文辞清丽,情感深挚:

仆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馆于官舍。而蜀人张师厚来过,二王方年少,吹洞箫,饮酒杏花下。明年,余谪黄州,对月独饮,尝有诗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盖忆与二王饮时也。张师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复为古人,哀哉!

《东坡志林》中记人叙事的条文颇多,其中不乏有意记之、以广见闻者。如卷三《技术·费孝先卦影》记述蜀中的占卜大师费孝先的轶事后说,“聊复记之,使后人知卦影之所自也”。如果说他记蜀中老人讲尔朱道士的故事,孙抃赴举时曾见异人之事,虔州布衣赖仙芝讲述的黄损留诗之事,还有几分广异闻、资谈助的意味,那么他记曹玮对王鬷讲元昊之事,记仁宗说“贾氏实曾荐昌朝”,记真宗信任李沆而不用梅询,陈执中向仁宗推举吴育为相而终未任命,还有神宗不鼓励告讦的事,颇有几分备史阙的用意,透露出他对为政为官的看法。

苏轼是一位文学天才,也是一位文化巨人,他的著作很多,除了诗词赋文等集部作品外,留下来的还有《易传》《书传》以及《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此外便是《东坡志林》和《仇池笔记》两部小说了。小说按古代目录分类法属子部,但实兼有史部的性质。《东坡志林》中的有些条文就有记录史实、以备史阙之意,而卷四《人物》中有的可视为史评,卷五《论古》则是史论之作。赵用贤序《东坡志林》,提到书中有名臣勋业、治朝政教、地里方域、梦幻幽怪、神仙伎术等方面的内容,这只是粗略的概括。从赵本《东坡志林》的29个门类设置上,便能看出其书内容的大致情况:

记游、怀古、修养、疾病、梦寐、学问、命分、送别、祭祀、兵略、时事、官职、致仕、隐逸、佛教、道释、异事、技术、四民、女妾、贼盗、夷狄、古迹、玉石、井河、卜居、亭堂、人物、论古。

这个分类也许不完全恰当,各门的条数以及文字风格、艺术水准也颇有差别,但门类的名称或可提示读者注意其书内容的多样性,让我们不至于被今人的小说观念以及对笔记的刻板印象所束缚。本来,小说虽为子书,却同时是一种“谈说理道或近于经”,“纪述事迹或通于史”,且常含有“诗话文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九流绪论下》)的自由体的著述形式。苏轼小说内容之丰富,行文之洒脱,文笔之简约,久为前人称赞。明人康丕扬在《东坡外集》序中就说:“若题跋、小说诸语,亦皆意指解颐,情景若画,令他人所极力而不能得者,公以微言画之而有馀致,文洵美矣。”袁中道也称赞道:“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珂雪斋集》卷二十四《答蔡观察元履》)所说的便是以《东坡志林》为代表的苏轼小说和题跋、杂记类文章。晚明王纳谏编《苏长公小品》,仅在卷四的“题跋”“杂记”中就有数十个条段见于《东坡志林》,如《修养帖寄子由》《金刚经跋尾》《题李岩老》《记承天夜游》《记游松风亭》《记白水书付过》《书赠鲁元翰暖肚饼》《录赵贫子语》《书李若之事》《记刘原父语》《记石塔长老答问》等。可以说,《东坡志林》中的这些小说条段,对明人“小品”这一概念以及该文类的产生,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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