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同一天,来自中亚的骇人听闻的消息传到了人大代表这里:6月3/4日,在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山谷(Ferganatal),武装的乌兹别克青年对梅斯赫特(Mescheten)少数民族成员实施了大屠杀式袭击。梅斯赫特人是来自南格鲁吉亚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1944年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被驱赶到乌兹别克斯坦。6月初,费尔干纳山谷几个城市的状况已经形同内战。苏联最高苏维埃将数千名梅斯赫特难民用飞机运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除此之外也爱莫能助。成千上万的梅斯赫特人逃离乌兹别克斯坦。局势在6月中旬略有缓和,根据《真理报》的统计有95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1000所房子被烧毁。这两起同时发生的灾难—西伯利亚大铁路液化石油气爆炸和费尔干纳山谷民族冲突的暴力化纵有千差万别,却有一个共同之处:暴露了“当地”国家机器的无能,以及更糟糕的是,整个国家的权威日渐衰落。
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各种不同意见激烈交锋,并通过广播和电视直播让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和听众参与这些激情四溢的争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政治交锋亦不例外,两人就“改革”的未来与如何克服党和国家机器对民主化的抗拒争执不下。激烈争论的焦点还包括谁应当对4月9日第比利斯的流血冲突负责以及对惨遭败绩的干预阿富汗行动的历史评价:人民代表谢尔盖·切沃诺皮斯基(Sergej Tscherwonopiski)曾参加兴都库什战争并失去了双腿,他以苏联爱国主义价值观作为依据,安德烈·萨哈罗夫则把这场战争称为一场“犯罪的冒险行动”,从而引起了大多数人的愤怒抗议。
在会议审议期间,共有297名人民代表—均为坚定的改革派人士—联合成立了一个“跨地区人大代表小组”,这事实上是一个议会党团组织,因而彻底违背了列宁式的党纪观念。(叶利钦及其追随者避免使用遭人嫌弃的“议会党团”这一概念,也有意放弃名声同样不佳的“反对派”一词。)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因此而彻底动摇,已经无以为继。这对下一步的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新的经验,即不同思想的人民代表可以公开交流各自的意见。这要归功于苏联取得的一项新成就—人民代表拥有豁免权:他们即使公开鞭挞克格勃滥用权力或谴责权贵阶层的特权也不用担心被追究刑事责任。
1989年5月至6月间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意义正在于此。萨哈罗夫在回首往事时评论说,这届人民代表大会摧毁了曾经让苏联公民和全世界沉醉的幻想。“来自各方的人民代表发言,既有‘左派’也有‘右派’,在12天之内为千百万黎民百姓勾勒出一幅我们社会现实生活清晰而又无情的图景。这一图景之清晰,既非个人的经历—不管它曾经多么悲惨,也不是通过报纸、电视和其他大众媒体,或通过文学或电影艺术在‘公开性’的所有岁月里所能产生的。它当时所造成的心理和政治效应非常巨大,而且今后还将持续很久。人民代表大会堵死了任何走回头路的可能。大家现在都很清楚,路只有一条,或者前进或者覆灭。”
这场由戈尔巴乔夫引领的实验随着这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而跨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但其结局萨哈罗夫没能亲自经历到:1989年12月14日,萨哈罗夫死于心脏病发作。当时苏联还没有发展出议会民主,也没有发展出戈尔巴乔夫最初可能憧憬过的新式委员会民主。苏联具备着一些总统制的特质,可与戴高乐主义遥相呼应。但跟戴高乐不同,戈尔巴乔夫在任何时候都未曾有把握通过一场“求问于民”赢得全民公投对其政策的支持,但这是他所需要的。就此而言,苏联的离心势力此时此刻已太过于强大,国家权威的衰落也太过于严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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