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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世界大国:1989年上半年的美国与苏联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于1988年11月8日当选美国第41任总统。一开始他很难走出其前任、“伟大的沟通者”罗纳德·里根的阴影。布什1924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其父普雷斯科特·布什(Prescott Bush)为投资银行家,两任康涅狄格州共和党参议员。这位前副总统在许多领域都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但缺乏个人魅力,更谈不上演员的那些本领。他以最年轻的海军航空兵身份参加了二战,之后加入了共和党。布什在得克萨斯州做石油生意发了财。在尼克松治下,他在1971/1972年担任驻联合国大使,并两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在福特时期于1974/1975年出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最终在1976/1977年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在竞选过程中,布什力图摆脱其东海岸精英后裔的“形象”,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保守的得克萨斯人。布什及其竞选经纪人按照里根的逻辑,把民主党对手迈克尔·杜卡基斯贬低为典型的“弱不禁风”的自由主义者,这位马萨诸塞州州长积极反对死刑的斗争可谓正中他们的下怀。

罗纳德·里根的国内政治遗产包括举世皆知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这一债务在1989年总额高达2.8万亿美元,每年仅支付利息就需要2000亿美元。布什在其198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宣布,他将尽一切努力解决这两个问题。这一目标却跟他那句最引起轰动的竞选承诺相距万里之遥:“请看好我的嘴唇:不加新税。”由于民主党在国会两院拥有多数并认为,在不加税的情况下就想整顿预算并减少债务无异于幻想,所以布什总统从一开始就处于守势。此外,里根在1985年签署的一项法律—《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法案》(Gramm-Rudman-Hollings Act)对此也产生了影响:该法案规定,假如白宫跟国会不能就必要的措施达成一致,以便能够通过一项再次实现财政平衡的1993年预算,政府机构将于1990年10月1日自动关闭。

为了将1990年的联邦预算赤字降到所要求的640亿美元,布什不得不同意“增加税收”,从而使右翼共和党人恼羞成怒。他的预算草案包含1340亿美元的新税种,其中主要包括汽油税,却因为民主党人和保守派共和党人的反对而夭折。布什到1990年10月1日的期限到期后才跟国会达成一致,而此时联邦机构已经中断工作三天了。妥协方案规定,布什想逐步实行的汽油税大部分通过提高高薪家庭的税率来代替,这意味着民主党人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标志着布什和共和党人的一次惨败。

里根时代的另一个遗产是,在放松管制“S & Ls”—活跃在抵押贷款业务方面的储蓄贷款机构时遭遇失败。1988/1989年,这些类似于储蓄所的银行大部分倒闭,有些情形甚至耸人听闻。其中一起倒闭案是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Denver)的西尔维拉多储蓄贷款银行,结果耗费了纳税人约10亿美元,总统的一个儿子尼尔·布什(Neil Bush)卷入了这起案件;在佛罗里达州的另外一起不太严重的案件中,总统的另一个儿子杰布·布什(Jeb Bush)也涉及其中。“S&Ls”银行倒闭丑闻总共耗费了美国2000亿美元的预算。在布什执政的头三年,联邦财政赤字每年因此而增加500亿美元。

以艾伦·格林斯潘为主席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抑制通货膨胀决定提高利率,结果成为美国在1990年8月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10月13日,道琼斯指数下跌190点。最大的三家汽车公司到当年年底损失近10亿美元。1991年初,这些公司解雇6万名员工,一些工厂暂时关闭或实行短时工作制。失业率在1992年6月中旬达到7.8%,为1981~1983年“里根衰退”以来之最高水平。

乔治·布什特别重视教育事业和反对毒品消费,但这两个领域都没能给他带来太大的成功。一项残疾人援助法和一项环境保护法倒反而成就了布什,成为其执政时期最为重大的进步之一:他在1990年7月得以签署第一项法律,第二项法律是1990年的《空气清洁法》,该法律是他对1989年3月“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在阿拉斯加海岸搁浅造成生态环境大灾难做出的反应。这一新法律允许采取预防措施控制酸雨和废气,并授权环保局,针对大气层平流层的臭氧浓度—废气污染空气后造成的后果—采取行动。里根当年在援助残疾人和环境保护这两个领域没能把美国向前推进,在这一背景下,其继任者可谓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在外交政策方面,乔治·布什上任伊始便做出了一项独具个人色彩的新颖决定,其首次出访的目的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美建交前的1970年代中期,他曾在这里代表美国。他跟邓小平和总理李鹏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倔强。布什传记作家赫伯特·帕尔默(Herbert S.Parmet)将此次旅行称为“感伤之旅”。但对北京的访问同时向莫斯科发出了一个间接信号:对新任总统而言,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跟苏联的关系暂时不再具有里根在其第二任期内曾经赋予的优先地位了。

布什对戈尔巴乔夫所持的谨慎心态,亦可从他推行在西欧的“长矛”短程导弹现代化中略见一斑,此项计划得到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国防部部长理查德·切尼(Richard B. Cheney)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的支持。那些最远射程为300千米的导弹属于苏联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一种武器。在美国的盟友中,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是西方增补军备最积极的拥护者。最激烈的反对态度来自波恩,尤其是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华盛顿的一些“鹰派”怀疑他太容易受戈尔巴乔夫裁军口号的欺骗。根舍提出建议,要求在对短程导弹进行现代化之前先举行裁军谈判,这项建议得到他在奥斯陆、哥本哈根、卢森堡、布鲁塞尔、罗马、马德里和雅典,甚至包括在巴黎的同行们的强烈支持,尽管巴黎的支持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已,因为法国不是北约军事组织成员国。

这一问题在1989年5月29日和30日的布鲁塞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40周年纪念峰会上必须做出决定,北约的伙伴们最终同意一项解决方案,表面上看似盎格鲁—撒克逊“鹰派”和欧洲大陆“鸽派”立场的一种妥协:根据国务卿贝克的建议,北约赞同就短程导弹进行谈判,目的是“部分减少”这种导弹。关于引进和部署“长矛”导弹后续系统的有关事宜将在1992年根据安全政策方面的总体发展情况再行决定。这项解决方案既反对零点解决方案,也不同意在这一时刻实施导弹现代化,而零点方案在此之前并没有被根舍排除。根舍可以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他在布鲁塞尔首脑会议结束后解释说:“本来是没有进行谈判就必须实施现代化,现在是必须进行谈判而不同时实施现代化。”

美国总统布什在比利时首都参加跨大西洋会议以后前往英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他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表示,他不像其前任那样把两个盎格鲁—撒克逊民主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看得那么特殊。相比之下,他高度赞赏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5月31日的美因茨演讲中他将美国和联邦共和国称为“在领导方面的伙伴”。这位美国总统跟罗纳德·里根不到一年前在勃兰登堡门前呼吁拆掉柏林墙一样,称柏林墙为耻辱柱,因此赢得了德国听众的热烈掌声。

在出访欧洲之前,布什于1989年5月12日在得克萨斯州A&M大学所做的演讲中向苏联释放了愿意协商的信号。“我们正在接近战后两种未来设想的历史性斗争的尾声,一边是暴政与冲突,一边是民主与自由,”布什在演讲中说道,“现在是时候了,应当跨越遏制,朝着着眼于1990年代的新政策方向迈进,这一政策将认同世界和苏联本身的转变所带来的全部影响。”布什在同一篇讲话中宣布了一项“开放天空”计划(Open Skies),分别用对方的飞机从空中监督裁军的计划,并将此称为苏联证明自己愿意转变的一个机会。

就在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在国际舞台上初步崭露头角之际,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继续其对内与对外政策的改革。1989年1月15日,苏联秉承戈尔巴乔夫1988年12月7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指出的路线,在维也纳欧安会后续会议上对一份最后文件表示首肯。在这一文件中,35个与会国拥护选择政府体制的自由并承诺遵守一系列原则,包括公民的信息自由,出国旅游不受年龄限制,方便家庭团聚,为外国记者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允许外国设立文化机构,尤其重要的是,让各“赫尔辛基小组”合法化,这些组织负责监督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人权条款的执行情况。七周以后,即1989年3月6日,欧安会的另一个后续会议也在维也纳举行,就减少欧洲的常规军事力量进行谈判。苏联在这一领域也愿意协商,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于上一年12月在联合国已经明确做了表示。他当时宣布,苏联武装力量裁军50万人并大幅度减少常规武器。

对苏联来说,1989年上半年最为重大的大事件之一是2月15日完成从阿富汗撤军,该日期是莫斯科于1988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上敲定的。几个星期以后,来自格鲁吉亚的令人震惊的报道让苏联公民大为震惊。3月底开始,第比利斯爆发反对阿布哈兹(Abchasien)自治共和国要求将该地区升级为加盟共和国的集会。4月8/9日,第比利斯的动荡进一步加剧。格鲁吉亚的警察部队、内务部部队和军队士兵使用警棍、催泪瓦斯和石块对付数十万人。结果20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这次镇压为后续的暴力行为埋下了隐患。

与此相反,波罗的海诸国的民族冲突暂时都是非暴力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俄罗斯族少数民族在1989年初携手组成所谓的“国际阵线”,反对将爱沙尼亚语和拉脱维亚语提升为官方语言。他们的这次行动充分利用了“改革”给他们带来的行动空间。赢得1989年3月爱沙尼亚议会选举的是以地方最高苏维埃主席阿诺尔德·吕特尔(Arnold Rüütel)为首的完全独立派的支持者,他不久便再次就任此职。同月,立陶宛又重新恢复其昔日的国旗。在同时举行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立陶宛革新运动(Sajudis)—立陶宛革新与独立人民阵线的候选人在42个席位中赢得36席,由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Algirdas Brazauskas)领导的立陶宛共产党利用这一契机,从总体上将革新运动的主张“为我所用”。在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结果情形相似:在拉脱维亚,四分之三的人民代表属于人民阵线;在爱沙尼亚的21名代表中,有18名来自人民阵线。

1989年春天,苏联公民的日常生活充斥着对经济没落、犯罪率上升、持续不断的环境恶化的体验。各种物品都越来越稀缺,商店前等待购物的队伍越排越长;许多食品都只能在集体农庄的自由市场或黑市上买到。根据苏联内务部的公告,1989年1月到2月共发生30.6万起刑事犯罪案,比上年同期增加7.5万起,来自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肇事者往往使用的是最先进的技术。生态灾难造成的恶果通过新闻报道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像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长期后果,雄心勃勃的伏尔加河运河开凿项目带来的环境灾害,咸海水平面的不断下降以及莫斯科市内及周边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

种种弊端为人们广泛议论,汇集到一起,就给人造成一种负面的总体印象:面对这一时代的最紧迫挑战,政府机关束手无策。此外,揭露斯大林时代的报道连篇累牍,令人不知所措。1989年2月和4月,苏联媒体,最早是莫斯科广播电台,随后是《莫斯科新闻报》,根据波兰的出版物报道了关于卡廷犯罪事件的真正元凶:根据这些材料,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在1940年4月杀害了4000多名波兰军官,而之前一直把这笔账算到了德国人的头上。1989年3月,在乌克兰发现了另一座万人冢,里面草草地埋葬着“大清洗”的受害者。7月初,工会报纸《劳动报》报道说,在列宁格勒附近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万人坑。

1989年3月,在整个苏联举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首先选举社会组织与团体的750名代表,其中苏联共产党、总工会、集体农庄联合会各有100名代表,妇女与青年组织各75名。3月至5月间,接着按加盟共和国与民族选区选举1500名代表。参加竞选的2895名候选人是竞选委员会从7500名报名者中挑选出来的。投票率为89.3%。

37名来自不同城市和加盟共和国的高级官员落选。相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和激进改革家鲍里斯·叶利钦竞选成功。后者在1987年11月失去了莫斯科市委书记的职务,三个月后,经过党内高层的激烈争吵,又被解除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其保守派死对头叶戈尔·利加乔夫也成功当选,他在1988年9月从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被贬为管理农业的书记。人大代表十分之九为苏共党员,差不多有同样多的人是第一次在中央一级发挥作用。人民代表大会的此次选举跟西方国家的选举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苏联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像1989年春天那样的党内与党外的民主与多元化。

1989年5月25日,人民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成立大会。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决定是,选举未来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即苏联国家元首。跟以往不同,这一职位现在享有广泛的权力,候选人只有一名:戈尔巴乔夫。他在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晚上以96.06%的绝对多数票当选:在2210名与会代表中,2123名代表投票赞成,87名投票反对。起初,没有一个激进改革者被选入最高苏维埃。直到一名来自西伯利亚的代表宣布,他将把其在民族院的位置让出来,假如这一位置能给叶利钦的话。这样,前莫斯科市委书记才如愿以偿地进入最高苏维埃。

6月4日,人民代表大会不得不中断工作一天:前一天晚上,在车里雅宾斯克市(Tscheljabinsk)和乌法市(Ufa)之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距离莫斯科约1700千米处,两列长途火车在相驰而过时,电火花引起附近的一条液化石油气管道泄漏气体的爆炸,在短短几秒钟内将周围的森林变成了巨大的火海。大约有600人丧生。那些负责的输气站虽然注意到了压力下降,却在未查明原因的情况下就向管道里增压加气。这起事故让苏联的技术落后与管理无方暴露无遗—官方也向公众做出了相应的解释。

就在同一天,来自中亚的骇人听闻的消息传到了人大代表这里:6月3/4日,在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山谷(Ferganatal),武装的乌兹别克青年对梅斯赫特(Mescheten)少数民族成员实施了大屠杀式袭击。梅斯赫特人是来自南格鲁吉亚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1944年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被驱赶到乌兹别克斯坦。6月初,费尔干纳山谷几个城市的状况已经形同内战。苏联最高苏维埃将数千名梅斯赫特难民用飞机运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除此之外也爱莫能助。成千上万的梅斯赫特人逃离乌兹别克斯坦。局势在6月中旬略有缓和,根据《真理报》的统计有95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1000所房子被烧毁。这两起同时发生的灾难—西伯利亚大铁路液化石油气爆炸和费尔干纳山谷民族冲突的暴力化纵有千差万别,却有一个共同之处:暴露了“当地”国家机器的无能,以及更糟糕的是,整个国家的权威日渐衰落。

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各种不同意见激烈交锋,并通过广播和电视直播让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和听众参与这些激情四溢的争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政治交锋亦不例外,两人就“改革”的未来与如何克服党和国家机器对民主化的抗拒争执不下。激烈争论的焦点还包括谁应当对4月9日第比利斯的流血冲突负责以及对惨遭败绩的干预阿富汗行动的历史评价:人民代表谢尔盖·切沃诺皮斯基(Sergej Tscherwonopiski)曾参加兴都库什战争并失去了双腿,他以苏联爱国主义价值观作为依据,安德烈·萨哈罗夫则把这场战争称为一场“犯罪的冒险行动”,从而引起了大多数人的愤怒抗议。

在会议审议期间,共有297名人民代表—均为坚定的改革派人士—联合成立了一个“跨地区人大代表小组”,这事实上是一个议会党团组织,因而彻底违背了列宁式的党纪观念。(叶利钦及其追随者避免使用遭人嫌弃的“议会党团”这一概念,也有意放弃名声同样不佳的“反对派”一词。)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因此而彻底动摇,已经无以为继。这对下一步的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新的经验,即不同思想的人民代表可以公开交流各自的意见。这要归功于苏联取得的一项新成就—人民代表拥有豁免权:他们即使公开鞭挞克格勃滥用权力或谴责权贵阶层的特权也不用担心被追究刑事责任。

1989年5月至6月间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意义正在于此。萨哈罗夫在回首往事时评论说,这届人民代表大会摧毁了曾经让苏联公民和全世界沉醉的幻想。“来自各方的人民代表发言,既有‘左派’也有‘右派’,在12天之内为千百万黎民百姓勾勒出一幅我们社会现实生活清晰而又无情的图景。这一图景之清晰,既非个人的经历—不管它曾经多么悲惨,也不是通过报纸、电视和其他大众媒体,或通过文学或电影艺术在‘公开性’的所有岁月里所能产生的。它当时所造成的心理和政治效应非常巨大,而且今后还将持续很久。人民代表大会堵死了任何走回头路的可能。大家现在都很清楚,路只有一条,或者前进或者覆灭。”

这场由戈尔巴乔夫引领的实验随着这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而跨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但其结局萨哈罗夫没能亲自经历到:1989年12月14日,萨哈罗夫死于心脏病发作。当时苏联还没有发展出议会民主,也没有发展出戈尔巴乔夫最初可能憧憬过的新式委员会民主。苏联具备着一些总统制的特质,可与戴高乐主义遥相呼应。但跟戴高乐不同,戈尔巴乔夫在任何时候都未曾有把握通过一场“求问于民”赢得全民公投对其政策的支持,但这是他所需要的。就此而言,苏联的离心势力此时此刻已太过于强大,国家权威的衰落也太过于严重。[1]

[1]Brinkley,Nation(Anm.2),S.908 ff.;Stephan Bierling,Geschichte der amerikanischen Außenpolitik von 1917 bis zur Gegenwart,München 20042,S.185 ff.;Christian Hacke,Zur Weltmacht verdammt. Die amerikanische Außenpolitik von Kennedy bis Clinton,Berlin 1997,S.385 ff.;Wilentz,Age(Anm.2),S.263 ff.(Bushs Steuerversprechen:270,«Vermehrung der Steuereinnahmen»:308);Herbert S.Parmet,George Bush. The Life of a Lone Star Yankee,New York 1997,S,350 ff.(Bushs Peking-reise:375,Rede vom 12.5.1989 vor der Texas A&M University:385 f., Rede in Mainz,31.5.1989:389);Colin Campbell,S.J., and Bert A.Rockman(eds.),The Bush Presidency. First Appraisals,New York 1991;Michael R.Beschloss and Strobe Talbott,At the Highest Level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Boston 1993,S.19 ff.;Winkler,Weg Ⅱ(Anm.3),S.462 ff.(Genscher zum«Lance»-Kompromiß:465);Hans-Peter Schwarz,Helmut Kohl.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München 2012,S.505 ff.(zu Bushs Verhältnis zur Bundesrepublik,Mai 1989:512 ff.);Hildermeier,Geschichte(Anm.1),S.1034 ff.(zu den Wirkungen des Volksdeputiertenkongresses:1035 ff.);Altrichter,Rußland(Anm.1),S.123 ff.(zum Volksdeputier tenkongreß:158 ff., Daten zur Kriminalstatistik:217 f., zu den Katastrophen vom 3./4.6.1989:250 ff., die Zitate von Sacharow:197,204);ders., Zusammenbruch(Anm.1),S.534 ff.(zu den rätedemokratischen Ansätzen bei Gorbatschow und der Entwicklung der Präsidialverfassung);Brown,Gorbatschow-Faktor(Anm.1),S.311 ff.;zu Lenins Parteidoktrin:Winkler,Geschichte Ⅱ(Anm.1),S.237 ff., zu Katyn S.898.Zur«Reagan Recession»siehe oben S.811 f., zur«S&L»-Krise 965,zu Gorbatschows Rede vor der UN-Vollversammlung vom 7.12.1988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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