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似乎不清楚,如果生活在苏维埃联盟内的非俄罗斯国家和民族行使其获得的自决权,把自己的未来确定在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之外的话,又将如何。在这个多民族帝国的边缘地区积聚着强大的离心力,对于这一点,这位总书记及其周围人士倒是非常清楚的。1986年底,哈萨克斯坦爆发了严重骚乱,起因是出生在俄罗斯的根纳季·科尔宾(Gennadi Kolbin)接替当地的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Dinmuchamed Kunajew)担任加盟共和国党委书记,而后者曾经长期担任这一职务。1987年8月23日是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48周年纪念日,在维尔纽斯和里加举行了反对苏联吞并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示威游行,安全部队并没有进行干预。1988年初,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Berg-Karabach)举行了要求归属亚美尼亚的各种集会,该自治州主要是亚美尼亚人居住,但属于阿塞拜疆。集会最终酿成暴力行动,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紧接着在阿塞拜疆发生了反亚美尼亚人的暴行,同样血流成河。成千上万人踏上逃亡之路,从阿塞拜疆逃往亚美尼亚,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逃向阿塞拜疆。这两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都顽固坚持民族主义立场,而莫斯科也没有试图利用自己的权威来解决争端。1989年11月,在高加索的另一个地区也发生了不同民族间的争斗: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队被派往南奥塞梯(Südossetien),以制止当地的分离主义运动。
1988年秋天,波罗的海诸国的民族局势日益紧张。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在1988年10月至1989年2月间把各自国家的语言提升到官方语言的级别,从而跟俄语平起平坐。这三个共和国都组成了“人民阵线”,几乎毫无掩饰地要求各自国家的独立,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当地共产党领导人的支持。当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于1988年11月宣布在苏维埃联盟内部成为独立共和国时,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回应只是取消这一独立宣言以及其他要求更多自治的决议,却没有实施更严格的制裁。一旦某个加盟共和国单方面宣布独立,或者事实上实施分裂,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做出何种反应,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同样,倘若遇到苏联的一个东中欧或东南欧的盟友以民族自决权为由,摆脱莫斯科的控制,要求完全恢复国家主权的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就算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享有内部独立,但1968年公布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即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依然正式有效。事实上,假如苏联秉承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遗风诉诸武力,无疑将葬送一切—所有戈尔巴乔夫本人在1985~1988年间大力宣传“新思维”的过程中所确立的一切,尤其是他1988年12月7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那篇动人心魄的演讲,其中把自由选择政府体制提升到普适原则的高度,坚决拒绝在国家间的关系中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
倘若苏联违反这一最高准则,可能会对它跟西方的关系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只要“改革”与“公开性”的倡导者不想亲自毁灭自己的改革大业,他就不敢去冒这一风险。跟西方的合作决定着他能否着手去解决使苏联相对落后的问题,这些问题他很早就已洞察:国民经济在东西方的军备竞赛中不堪重负,而这场军备竞赛随着罗纳德·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眼看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个将使苏联的资源捉襟见肘、无以应对的阶段。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11日的就职演说中,以近乎诅咒发誓般的语句警告核战争的危险,要求“相互对峙的势力达成一项协议”,“立即停止在地球上并禁止在宇宙空间进行军备竞赛,尤其是核武器竞赛。这项协议必须建筑在诚实与相互平等的基础上,不许试图‘玩弄欺骗’另一方,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对方;这项协议将有助于我们大家更加接近期望已久的目标—彻底销毁核武器,永远禁止核武器,彻底消除核战争的危险”。讲话后的第二天,裁军谈判在日内瓦重新启动。戈尔巴乔夫为此提出建议,谈判的短期目标应当是冻结核武库,并停止进一步部署导弹,这无异于一项和解方案。几个星期后,即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单方面做出让步:暂时放弃进一步部署SS-20导弹。
1985年初,美国愿意跟苏联就裁军进行真诚对话的可能性不可谓不大。还在3月12日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葬礼上,副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舒尔茨就向这位新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转交了里根总统请他去华盛顿举行峰会的邀请函,此后不久美国又正式重复了这一邀请,戈尔巴乔夫也做出了积极回应,尽管尚未确定会面地点。6月初发布了正式消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将于11月在日内瓦举行首脑会谈。此次会晤的结果将考验克里姆林宫这位新领导人在1985年4月7日接受《真理报》采访时所说的话是否当真:“我们的关系并非命中注定只能对抗。对抗其实并不正常。没有什么不可抗拒的理由要让对抗继续下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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