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西方通史(第三卷):从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 / 正文
点评
改革、公开性、民主: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的尝试

1985年3月11日,几天前刚庆祝完54岁生日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成为自斯大林1922年担任总书记以来最年轻的苏联共产党领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生于高加索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普利里沃利诺耶村(Priwolnoje,Stawropol),1950年代在莫斯科学习法律,然后在其家乡担任党的领导。他于197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自1980年起任负责农业的政治局委员,被视为克格勃首脑,日后成为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的得意门生。戈尔巴乔夫很早就被赞誉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务实的政治家。很多人认为在克里姆林宫延续老人政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说,戈尔巴乔夫就是一种希望。倘若受到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支持的维克托·格里申—71岁的莫斯科市委书记战胜了戈尔巴乔夫,老人政治就将再现。

1985年初,甚至戈尔巴乔夫本人都无法预见到,他将彻底改变其党和国家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在当选之际就已十分清楚,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政策,他在以总书记的身份所做的早期演讲中也一再强调这一点。跟西方工业社会相比,苏联是一个技术落后的国家。效率低下和腐败盛行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几乎难以估量,酗酒成灾不仅败坏了职业道德,而且使苏联的交通死亡人数跟美国的几乎相等,虽然苏联的机动化程度远远低于美国。中央政治局于1985年5月决定开展反酗酒运动,戈尔巴乔夫很快就获得了“矿物书记同志”的绰号。反酗酒运动的目标是从数量上极大地限制烈性饮料,提高非酒精饮料的生产,禁止用带核水果和莓类水果生产烈性饮料。这场运动造成的实际结果却是地下酿酒厂蓬勃发展,政府不知所措,无以应对。

就经济改革而言,要求企业进行经济核算,把严格的计划指标转变为考虑成本—效益的关系,即能否产生盈利,这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从逻辑上来讲,这项建议必然包括解雇效率低下的劳动者,跟之前的常规做法显然是完全相悖。政治局从1985年起所追求的“加速经济增长”并不违背列宁和列宁主义。相反,戈尔巴乔夫及其追随者还反复引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特别是1921年的《实物纳税》 ,即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变为有限度地放开小型商业并重新允许独立的小型企业开业。1986年初,当“改革”(Perestrojka) 经济的口号代替单纯的“加快速度”的口号时,戈尔巴乔夫仍信誓旦旦地保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还发誓苏联共产党将坚守共产主义的航向。

经济政策的转向不仅让企业所有层面的大部分管理人员无所适从,共产党的机构也是如此。戈尔巴乔夫要想让他的政策取得成功,就必须把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上位、现在抗拒改革的官员从其位置上清除掉,并用愿意“改革”而且素质更高的新生力量取而代之。事实上,这位总书记从上任头一天起就着手采取行动。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达到125名,使“新人”占到40%。到1987年3月,中央委员会各部门负责人中只有16%是在1982年前已任现职的。州一级党组织机构的情况基本相同,在政府一级情况更为有利:在戈尔巴乔夫任期的头两年内,部长会议主席团近九成成员以及三分之二的政府成员遭到更换。

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堪称名气最大的旧时代代表人物之一。在戈尔巴乔夫的运作下,他于1985年5月改任政治影响力不太大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也是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接替他担任外交部部长的是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被视为改革派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chewardnadse)。除谢瓦尔德纳泽外,戈尔巴乔夫在政府内最亲密的盟友还有新任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j Ryschkow)。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内,戈尔巴乔夫提携的莫斯科市委书记鲍里斯·叶利钦(Boris Jelzin)和前驻加拿大大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Jakowlew)都坚决支持走一条轰轰烈烈的改革路线。他们跟以负责意识形态和干部问题的中央书记叶戈尔·利加乔夫(Jegor Ligatschow)为代表的相对保守派形成对立。

1986年4月26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七个星期后,在苏联领土上发生了一起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灾难:在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Tschernobyl)核电站,离基辅以北大约100千米处,发生了一起“最大的意外事故”—一座核反应堆熔毁。释放出的放射性物质污染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大面积国土,并被风吹到北欧和中欧,随着雨水飘落到地面,污染了土壤。灾难发生后,切尔诺贝利及其周围当即有至少20人丧生。已经死于爆炸后果的人数和还将死亡的人数没有确切的统计:专家估计达数万人之多。

面对这场百年大灾祸,苏联领导人所做的反应方式与方法令全世界震惊:起初,莫斯科否认这是一起严重的事故,然后又企图淡化其后果,几经犹豫后才转变态度,开始毫无保留地对这场灾祸的原因、过程和规模进行揭底清查。“切尔诺贝利”揭露出极大的安全隐患,使“现场”和更高当局处理问题的意识暴露无遗。这场灾难不仅造成数十亿卢布的物质损失,而且证实了环保运动—尤其在西欧—对核能所表示的极度不信任。全世界有数百万人从未像这样怀疑核能是否真的可以受到控制。

切尔诺贝利的灾难为提高政治公开性和透明度的觉悟做出了贡献。这种“公开性”(Glasnost)正是戈尔巴乔夫自上任以来一直提倡的口号,它在1986年底跟“改革”一起成为苏联转型过程中的主导口号。“公开性”在俄罗斯历史上,即19世纪60年代,在“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时就曾上升为一个政治口号,也是跟一项国家现代化的纲领密切相关。跟当时一样,“公开性”现在也是用于揭露各种错误的发展和弊端。

1986年12月,戈尔巴乔夫亲自通知著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被放逐到高尔基市的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他返回莫斯科的道路已经没有任何障碍。戈尔巴乔夫还向反对派发出邀请,请他们参加国家的革新。1987年初,戈尔巴乔夫呼吁新闻记者和科学家,清除苏联历史上的“空白点”,这一呼吁促使许多报纸和杂志,很快也包括广播和电视,利用这一机会清算许许多多依然在美化斯大林时代的传说。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在批判斯大林方面保持低调,但新闻媒体在1987年11月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对“大恐怖”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详细报道,从劳改营和强迫劳动到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时的受害者,而不久前,这类题目还是谈论的禁区,虽然在“非斯大林化”方面至此已经有过很多尝试。司法部门也加入了清算历史的行列:1988年2月,最高法院做出判决,给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两位著名受害者—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charin)和阿列克谢·李可夫(Alexei Rykow)平反。

1987年1月27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做总结发言时说了一句脍炙人口的话:“我们需要民主就像呼吸需要空气一样。”他也许不知道,这是引用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65年所说的一句话。卡尔·马克思的这位战友当时写道,没有新闻、结社和集会自由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没有这种自由,她(指工人党,作者注)就不可能自由活动;她在这场斗争中为自己的生命元素而战,为了呼吸所需要的空气而战。”122年以后,苏联共产党的这位最高领导人重复了这一论断并要求努力去实现。

诚然,戈尔巴乔夫呼唤民主并非缜密思考后的结果。在1977年的宪法里,苏联共产党自称为“全体人民的先锋队”而不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并非戈尔巴乔夫的初衷,就是说他没有考虑过跟列宁主义一刀两断。这恰恰是其政策的深刻矛盾所在:戈尔巴乔夫已经意识到,革新经济、社会和国家不是凭借武力能够实现的,而是要建筑在苏联公民自觉自愿的行动上。

到1987年底,在西方知名的著名政治犯中有一半以上被释放,停止了对西方电台俄语节目的干扰,让犹太人、俄罗斯籍德国人和亚美尼亚人更容易离境。1988年初,苏共党报《真理报》报道,苏联有三万个五花八门的独立社团,其中有些民权团体几年前还受到克格勃和法院的迫害。一年后,摆脱苏联共产党对权力与言论垄断的协会已经多达六万个。1989年1月,自由派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名为“纪念”的组织,目的是系统地记录斯大林时代的各种罪恶。与此同时,右翼团体也纷纷成立,想要维护俄罗斯“民族爱国主义”的衣钵,从而继承沙皇帝国时期反西方和反犹太人的传统。

1987/1988年,苏联的经济改革上了一个新台阶。自1986年底起,允许建立苏联跟外国企业合作的“合资企业”。于1987年1月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虽然原则上仍坚持国家垄断,但同时允许较大型的企业拥有独立的对外进出口经营权,从事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一年后,一项企业委员会法生效,适用于20000家企业,其经济实力占国家工业生产的六成。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企业自负盈亏并独立制订各种生产计划。此外,劳动者可以被解雇(最多继续支付工资三个月),企业在持续亏损的情况下可以被关闭,这项规定堪称具有革命的性质。企业委员会在企业的组织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方面拥有共同决定权。若跟企业领导发生意见分歧,则要由员工大会来决定。

1988年5月的一项法律也同样引起轰动。该法律给予私营经济活动以广大的活动空间,只要人们以集体的形式“合作”办事即可。有关条款并不限制家庭企业—类似于农业领域那些已经存在的“家庭大队”的发展。1989年7月又颁布了一项关于租赁和租赁关系的法律,不仅允许租赁土地,还可以租赁公司和政府机构,为期5年到50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样做并非回到资本主义,却是朝着远离那种在苏联实行了70年之久的制度迈出了一大步。

戈尔巴乔夫曾经希望经济改革迅速带来各种积极效果,但这些效果迟迟未至,没能让他如愿以偿。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出口量减少,国家财政赤字上升。1988年10月底,财政部部长鲍里斯·戈斯捷夫(Boris Gostew)估算1989年的预算赤字为360亿卢布,或占预算总额的7.3%。对于这一缺口,他解释的原因是过度的补贴政策和主要因石油价格下降而造成的巨额亏损,以及反酗酒运动。几个月后,即1989年1月底,经济科学院声称,赤字已达1000亿卢布,这相当于20%的国家预算或11%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此期间,计划经济在总体上不过是个门面而已,但党的领导人一直不敢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改革。“旧制度作用不再,新制度作用未显”:这句人们经常听到的表述道出了改革者们的困境,入木三分。“改革”非但没能消除苏联经济的危机,反而使之雪上加霜;由于“公开性”,所有乱象与弊端都无法长期被否认或者掩盖。相反,人们公开就此进行辩论并提出批评。

1988年3月13日,经苏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叶戈尔·利加乔夫的推荐,列宁格勒的化学老师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jewa)在《苏维埃俄罗斯人》日报上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愤怒地抗议“改革”。这封来自苏联保守势力阵营的抗议信并未能让戈尔巴乔夫及其倚重的改革者们偏离他们的改革路线。1988年5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十条纲领”,其中第六条提出,要把“彻底恢复人民代表之苏维埃的作用与权力”提升到“社会与国家民主化的关键高度”,苏维埃将成为拥有一切权力手段的人民代表机构。因此,应当对选举制度进行彻底改革,要改成每个议员席位有几个候选人的竞选,并保证投票的保密性。其他几条纲领对在各民族拥有自决权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苏维埃联盟的措施进行了说明。在关于各种政治自由的问题上,纲领特别强调言论与良心自由的重要性和采取立法措施保护个人公民权利的必要性。

大约四周后,即1988年6月底,戈尔巴乔夫向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代表们阐述了他对改革领导层的想法。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代替之前的旧式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每年开一次会,对最重要的政治、社会与经济问题做出基本的决策。代表大会应当由各选区的1500名代表和750名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各社会团体的代表组成。如果戈尔巴乔夫的打算成为现实,代表大会将是工作无止境的最高权力机构,跟之前一样由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两院组成的新型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主席应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必要时亦可被撤选),拥有特别大的权限,特别是在外交与国防政策领域,并承担起国家元首的职责。此次共产党代表会议接受了这位总书记的建议并在几个月后,即1988年10月1日,选举戈尔巴乔夫接替葛罗米柯担任国家元首。在1988年的最后两个月,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对宪法和立法所做的必要修改。紧接着就开始筹备选举,第一步是提名选区候选人。

人民代表大会在1989年5月25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并不清楚,释放各种社会势力的能量对于政治制度和总书记未来的地位将意味着什么。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春天吹响改革进程的号角时,既没有对所有必要的改变考虑周全的方案,也没有斟酌完善的实施战略。他的出发点就是意识到,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工业社会,如果不对国民经济进行彻底的改造,必定会在不同制度的竞争中全线溃败。

直到经济转型开始以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现实的批判才变得更为基本,也更为全面。“改革”和“公开性”需要向“社会主义民主”过渡,这一认识源自一个学习的过程。至于所追求的民主化应达到何种程度,却完全没有定论。这位总书记在结束其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讲话时保证:“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我们永远也不会偏离这一道路。”

戈尔巴乔夫似乎不清楚,如果生活在苏维埃联盟内的非俄罗斯国家和民族行使其获得的自决权,把自己的未来确定在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之外的话,又将如何。在这个多民族帝国的边缘地区积聚着强大的离心力,对于这一点,这位总书记及其周围人士倒是非常清楚的。1986年底,哈萨克斯坦爆发了严重骚乱,起因是出生在俄罗斯的根纳季·科尔宾(Gennadi Kolbin)接替当地的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Dinmuchamed Kunajew)担任加盟共和国党委书记,而后者曾经长期担任这一职务。1987年8月23日是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48周年纪念日,在维尔纽斯和里加举行了反对苏联吞并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示威游行,安全部队并没有进行干预。1988年初,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Berg-Karabach)举行了要求归属亚美尼亚的各种集会,该自治州主要是亚美尼亚人居住,但属于阿塞拜疆。集会最终酿成暴力行动,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紧接着在阿塞拜疆发生了反亚美尼亚人的暴行,同样血流成河。成千上万人踏上逃亡之路,从阿塞拜疆逃往亚美尼亚,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逃向阿塞拜疆。这两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都顽固坚持民族主义立场,而莫斯科也没有试图利用自己的权威来解决争端。1989年11月,在高加索的另一个地区也发生了不同民族间的争斗: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队被派往南奥塞梯(Südossetien),以制止当地的分离主义运动。

1988年秋天,波罗的海诸国的民族局势日益紧张。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在1988年10月至1989年2月间把各自国家的语言提升到官方语言的级别,从而跟俄语平起平坐。这三个共和国都组成了“人民阵线”,几乎毫无掩饰地要求各自国家的独立,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当地共产党领导人的支持。当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于1988年11月宣布在苏维埃联盟内部成为独立共和国时,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回应只是取消这一独立宣言以及其他要求更多自治的决议,却没有实施更严格的制裁。一旦某个加盟共和国单方面宣布独立,或者事实上实施分裂,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做出何种反应,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同样,倘若遇到苏联的一个东中欧或东南欧的盟友以民族自决权为由,摆脱莫斯科的控制,要求完全恢复国家主权的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就算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享有内部独立,但1968年公布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即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依然正式有效。事实上,假如苏联秉承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遗风诉诸武力,无疑将葬送一切—所有戈尔巴乔夫本人在1985~1988年间大力宣传“新思维”的过程中所确立的一切,尤其是他1988年12月7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那篇动人心魄的演讲,其中把自由选择政府体制提升到普适原则的高度,坚决拒绝在国家间的关系中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

倘若苏联违反这一最高准则,可能会对它跟西方的关系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只要“改革”与“公开性”的倡导者不想亲自毁灭自己的改革大业,他就不敢去冒这一风险。跟西方的合作决定着他能否着手去解决使苏联相对落后的问题,这些问题他很早就已洞察:国民经济在东西方的军备竞赛中不堪重负,而这场军备竞赛随着罗纳德·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眼看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个将使苏联的资源捉襟见肘、无以应对的阶段。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11日的就职演说中,以近乎诅咒发誓般的语句警告核战争的危险,要求“相互对峙的势力达成一项协议”,“立即停止在地球上并禁止在宇宙空间进行军备竞赛,尤其是核武器竞赛。这项协议必须建筑在诚实与相互平等的基础上,不许试图‘玩弄欺骗’另一方,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对方;这项协议将有助于我们大家更加接近期望已久的目标—彻底销毁核武器,永远禁止核武器,彻底消除核战争的危险”。讲话后的第二天,裁军谈判在日内瓦重新启动。戈尔巴乔夫为此提出建议,谈判的短期目标应当是冻结核武库,并停止进一步部署导弹,这无异于一项和解方案。几个星期后,即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单方面做出让步:暂时放弃进一步部署SS-20导弹。

1985年初,美国愿意跟苏联就裁军进行真诚对话的可能性不可谓不大。还在3月12日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葬礼上,副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舒尔茨就向这位新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转交了里根总统请他去华盛顿举行峰会的邀请函,此后不久美国又正式重复了这一邀请,戈尔巴乔夫也做出了积极回应,尽管尚未确定会面地点。6月初发布了正式消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将于11月在日内瓦举行首脑会谈。此次会晤的结果将考验克里姆林宫这位新领导人在1985年4月7日接受《真理报》采访时所说的话是否当真:“我们的关系并非命中注定只能对抗。对抗其实并不正常。没有什么不可抗拒的理由要让对抗继续下去。”[1]

[1]Michail Gorbatschow,Erinnerungen(russ.Orig.:Moskau 1995),Berlin 1995,S.265 ff.;ders., Ausgewählte Reden und Aufsätze(russ.Orig.:Moskau 1986 ff.),Berlin 1987 ff., Bd.2:Februar 1984-Oktober 1985,Berlin 1987,S.143-148(Rede vom 11.3.1985,Zitat:146),149-153(Interview mit der«Prawda»,Zitat:151);ebd., Bd.4:Juli 1986-April 1987,Berlin 1988,S.394-402(Rede vom 28.1.1987,Zitat:397);Bd.5:April 1987-Dezember 1987,Zitat:397,Berlin 1990,S.354-409(Rede vom 2.11.1987,Zitate:382 f., 409);Helmut Altrichter,Der Zusammenbruch der Sowjetunion 1985-1991,in:Stefan Plaggenborg(Hg.),Handbuch der Geschichte Rußlands,Bd.5:1945-1991. Vo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bis zum Zusammenbruch der Sowjetunion,Stuttgart 2002,S.519-593(Ergebnis der Wirtschaftsreform:530 ff., Zehn Thesen des ZK,Mai 1988:536 f., Verfassungsreform und Wahlen zum Volksdeputiertenkongreß:537 ff.);ders., Kleine Geschichte der Sowjetunion 1917-1991,München 1993,S.175 ff.;ders., Rußland 1989. Der Untergang des sowjetischen Imperiums,München 2009,S.9 ff.(Zahlen zum Defizit im Staatshaushalt:104,127);Manfred Hildermeier,Geschichte der Sowjetunion 1917-1991. Entstehung und Niedergang des ersten sozialistischen Staates,München 1998,S.1019 ff.;Leonid Luks,Geschichte Rußlands und der Sowjetunion. Von Lenin bis Jelzin,Regensburg 2000,S.484 ff.;Dietmar Neutatz,Träume und Alpträume. Eine Geschichte Russlands im 20. Jahrhundert,München 2013,S.502 ff.;Archie Brown,Der Gorbatschow-Faktor. Wandel einer Weltmacht(amerik.Orig.:New York 1996),Frankfurt 2000,S.22 ff.;ders.,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erestrojka in Perspective,Oxford 2007;Mária Huber,Moskau,11.März 1985. Die Auflösung des sowjetischen Imperiums,München 2002,bes.S.131 ff.(zu den ethnischen Konflikten im Kaukasus und Zentralasien);Ilja Zenitsov/John Ferrar,Gorbachev. The Man and the System,New Brunswick 2009,S.21 ff.;Mark Sandle,Gorbachev. Ma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 2008;György Dalos,Gorbatchow. Mensch und Macht. Eine Biographie,München 2001,S.55 ff.;Stephen Kotkin,Armageddon Averted:The Soviet Collapse 1970-2000,Oxford 2001,S.52 ff.Das Zitat von Friedrich Engels in: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Bd.16,Berlin 1962,S.37-78(77).Zur«glasnost»unter Alexander Ⅱ.:Heinrich August Winkler,Geschichte des Westens. Von den Anfängen in der Antike bis zum 20. Jahrhundert(fortan:Geschichte Ⅰ),München 20123,S.736.Zur Neuen Ökonomischen Politik und zur Naturalsteuer von 1921:ders., Geschichte des Westens. Die Zeit der Weltkriege 1914-1945(fortan:Geschichte Ⅱ),München 2011,S.227 ff.Zur Zwangskollektivierung der Landwirtschaft:ebd., S.522 ff., zum«Großen Terror»,zu Bucharin und Rykow:718 ff.Zur Breschnew-Doktrin siehe oben S.430 ff., zur Helsinki-Schlußakte 711 ff.

本章共 6 页 (每页约 2000 字) 分页阅读 →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纠错
加书签
详情
加书架
打赏
投票
自动滚动
设置
夜间

评论 0条

加载中...

设置

阅读主题
正文字体
字体大小
18
页面宽度
滚动速度
5
语音朗读
翻页模式
💎

余额不足

您的水晶或能量余额不足,请充值后再试。

立即前往充值

🎫 投月票

1 张月票 = 1.00 水晶。感谢支持!

🎁 打赏作品

打赏将直接扣除水晶余额,鼓励作者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