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个月后证明,盖莱克的估计是正确的。1979年6月,若望·保禄二世在当选教宗后又首次回到其波兰故土。他发动的群众规模之大,令当权者不寒而栗。9个世纪之前,就曾出现过一次挑战世俗权力的“教宗革命”。但跟其前辈格列高利七世(Gregor VII)1075年的《教宗敕令》不同,若望·保禄二世不主张推翻世俗统治者。但他让共产主义政权看到,他在仍然是天主教的波兰享有比它更广泛的人民的支持。从教会内部来看,历史上第二个教宗革命是一场保守的革命。但对世俗产生的各种影响无不充满着自由的精神。这些影响远远超出了波兰的范围,对瓦解苏联东欧地区的共产主义统治并导致其最终走向崩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跟波兰一样,在签署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以后,民主德国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知识界的持不同政见者采取整治行动。可以通过一种所谓危险性比较小的手段—褫夺国籍来摆脱反对派分子。这种做法最知名的受害者是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这位受人欢迎的流行歌曲作者和依然笃信社会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得到民主德国当局的许可后,于1976年11月去联邦德国进行巡回演唱。他在科隆登台演出,电视进行了转播,之后却被褫夺了民主德国国籍,无法踏上归国之路。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抗议褫夺比尔曼的国籍,其中包括作家尤雷克·贝克尔(Jurek Becker)、福尔克尔·布劳恩(Volker Braun)、弗朗茨·费曼(Franz Fühmann)、斯特凡·赫尔姆林(Stephan Hermlin)、斯特凡·海姆(Stefan Heym)、萨拉·基尔施(Sarah Kirsch)、京特·库纳特(Günter Kunert)、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罗尔夫·施奈德(Rolf Schneider)和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在声援比尔曼的人中,有几个人被开除出统一社会党,另一些人受到警告,还有一些人被迫离开民主德国。离开民主德国的人中有作家于尔根·富克斯(Jürgen Fuchs),是比尔曼的一个亲密朋友。
在比尔曼被剥夺国籍三个月前,即1976年8月18日,发生在民主德国的另一件事让该国极不情愿地被抛到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新教牧师奥斯卡·布吕塞维茨(Oskar Brüsewitz)在蔡茨(Zeitz)的米歇尔教堂前自焚。他以自杀抗议压迫人的制度,同时也抗议—在他看来—教会对独裁统治的卑躬屈膝。1971年7月,民主德国新教教会联合会爱森纳赫(Eisenach)主教会议提出“不反对社会主义,也不置身其外,要做社会主义中的教会”的口号。这一口号在教会内部也极具争议,体现了教会的“现实政策”,可以有多种解释,并在实践中寻求一种自我实现与适应现实之间的平衡。布吕塞维茨的自杀并未能改变教会的这条路线,统一社会党最终得出结论,教会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治对民主德国的稳定只会更加有利而不是有害。
1976年5月,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民主德国的这个“领导核心党”利用这一机会公布了一部新纲领,取代1963年的纲领。新纲领比乌布利希晚年的统治更加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普遍适用性。共产主义再次被明确确定为“目标”,“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过是“走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历史阶段”。统一社会党许诺民主德国人民,本着“经济与社会政策统一”的精神提高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准,而最优先的目标是住宅建设、稳定的消费品供应和每周40小时工作制。
统一社会党的这一承诺却超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在昂纳克的统治下,耐用消费品的供应,如小轿车、冰箱和电视机确实有了显著的改善。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民主德国不得不向西方的外国借更多的钱。“经济与社会政策统一”的口号掩盖着这样一个事实:民主德国入不敷出。计划委员会负责人格哈德·许雷尔(Gerhard Schürer)对这一路线造成的长期后果发出了严厉警告,昂纳克和政治局却置之不理。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处于逆差,而且呈上升趋势。从业人数在增加,特别是妇女。1975年,有77.5%的妇女在工作。跟联邦德国相比,民主德国的生产效率依然低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生产效率在1970年仅达到联邦德国的32.2%,1975年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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