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阿尔及利亚来说,摆脱殖民统治并不意味着赢得了国内的和平。公民投票后不久,新设立的以本·贝拉和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为首的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解除了以本尤素福·本·赫达(Benyoussef Ben Khedda)—费尔哈特·阿巴斯的继任者—为领导的临时政府的权力,之前,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阵线内部曾经以更为血腥的方式对待“梅萨利分子”,即梅萨利·哈吉(Messali Hadj)的拥护者,因为他们于1954年宣布放弃对殖民者的武装斗争。1962年9月20日,阿尔及利亚举行了制宪议会普选。9月25日,本·贝拉被选为政府总理,布迈丁接掌国防部。阿尔及利亚在两个月内变成了民族阵线一党制国家,所有其他政党均于1962年11月被禁止。欧洲人撤离了阿尔及利亚,其中包括大部分企业家、技术人员、医生、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这使阿尔及利亚陷于极大的困境。从业人员中约有70%失业。本·贝拉推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和全面的国有化,使阿尔及利亚更容易得到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武器援助。但法国的经济援助更为重要。法国新任总理乔治·蓬皮杜于1962年4月上任,他领导的法国政府之所以继续援助阿尔及利亚,原因在于,法国政府不想让阿尔及利亚人在埃维昂做出的两项重要的让步付诸东流:有期限地使用凯比尔海军基地和在撒哈拉进行核试验的可能。
阿尔及利亚的独立给法国本土造成了许多后果,其中之一是出现了两支移民大军:一方面,近100万名“定居者”或“黑脚仔”离开了阿尔及利亚,以便定居法国;另一方面,有近21万名“harkis”,即阿尔及利亚籍法协军成员,连同其家属约75万人,逃到法国本土寻求庇护。他们使在法国生活的穆斯林人数猛增到200万~300万,其中主要是阿尔及利亚客籍工人。阿尔及利亚人喜欢集中居住在法国南部、靠近地中海沿岸的地区、大巴黎地区和其他大城市。凡是他们居住的地区不久即变成社会和种族关系紧张的焦点。前阿尔及利亚法国人,所谓的“回归者”(rapatriés),则很快就成为极端右翼的可靠支持者,他们把戴高乐放弃阿尔及利亚视作对祖国的背叛。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作为极端民族主义先锋的“秘密军组织”没有停止其恐怖活动。1962年8月22日,“秘密军组织”在珀蒂克拉玛(Petit-Clamart)对戴高乐总统再次实施暗杀活动,总统侥幸逃过了这一劫。一周后,戴高乐总统宣布为改变宪法进行全民公投。共和国总统将不再由名人,而是由人民直接选举。戴高乐因此举而引发的宪法冲突及其结局后文还将另述。
1962年夏季过后,法国大多数人都尽量避免回忆阿尔及利亚战争。在埃维昂协议中就已规定,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地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行为,还是军方在阿尔及利亚实施的军事行动,都不追究刑事责任。接下来公布了一系列大赦法律,其中1964年2月17日的第一项法律允许总统赦免前“秘密军组织”的173名成员。1966~1968年的一系列法律对违反国家安全法或其他跟阿尔及利亚“事件”(événements)有关的行为进行大赦,对其他犯罪行为则实施减刑。
大赦与健忘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难以界定。法国军队曾经对犯人实施系统性的酷刑和集体枪杀,这在数十年间一直是法国的民族禁忌。以弗朗索瓦·密特朗、社会主义者居伊·摩勒和加斯顿·德费尔(Gaston Defferre)为首的非共产党左派为了跟激进右派和解,在1965年的总统大选中承诺将被判过刑的前“秘密军组织”的军官恢复原职和级别。直到世纪之交的2000年11月,两名前高级军官雅克·马叙和保罗·奥萨雷斯(Paul Aussaresses)才打破了集体性沉默,公开谈论在阿尔及利亚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但跟马叙相反,奥萨雷斯没有表示出一丝悔意。法国敢死队存在过的事实已不容继续否认,同样难以否认的是,当年的那些主要政治家,像摩勒、密特朗等,对严重违反国际法应负的连带责任。从此,从学术的角度探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各种现象不再遭受来自国家的阻碍。法国人在1954~1962年在阿尔及利亚以法兰西的名义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却没有从刑事上加以追究。
法国对失去非洲的殖民地显得从容大度,没有造成另一场民族的噩梦。戴高乐很聪明地把殖民地的独立演绎成为法国在他的领导下经过深思熟虑、独立自主做出的政策决定;第四共和国为此所做的相应努力已经被人忘却。依照这位第五共和国总统的观点,去殖民化和放弃阿尔及利亚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摆脱对非洲所承担的各种责任,这些责任已经变成既昂贵收益又差的累赘,早已谈不上什么名利双收了。只有这样做,才能让法国最终有可能推行自主的、符合民族“威望”的、具有欧洲和世界高度的政策。只要阿尔及利亚前途未决,只要法国在这一问题上四分五裂,戴高乐将军就不可能集中精力解决他真正觉得重要的问题:在旧大陆接掌领导角色,以平等的伙伴资格跟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大国和苏联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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