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首脑的选举定在9月15日。时年73岁的阿登纳以超过必要多数的选票当选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总理。由基民盟/基社盟—两党合为一个议会党团—和自民党及德意志党成员参加的政府组成后,议会的多数关系显得并不那么糟糕:首届联邦政府获得402位议员中208位议员的支持。
9月21日,阿登纳发表政府声明后的第二天,占领区法规生效。三位西方盟军司令摇身变成高级委员会委员,高踞波恩之上的彼得斯贝格(Petersberg),享有各种监督权,扮演着“太上皇”的角色。没有高级委员们的签字,任何德国法律都无法生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在成立之初还远远谈不上独立自主。
就在西方大国忙于成立西部德意志国家之际,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遵循双重战略。最迟在战争联盟于1947年最终瓦解之后,他的首要战略目标肯定是将苏联最主要的“帝国主义”敌人—美国从欧洲挤出去。只要不再在德国驻扎美国军队,美国在欧洲就不可能有效地展示其军事实力,旧大陆的权力之争也就尘埃落定—当然是依照苏联的意愿。就短期而言,尽可能确保苏联在德国的影响可谓重中之重。一个在外交政策上仰仗于莫斯科的统一的德国本来要比苏占区领土上的一个单独的共产主义国家更符合斯大林所理解的苏联式国家至上原则。苏联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当然想尽其可能通过结构上的改变造成既成事实,为共产党人在争夺权力的关键之战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但是,只要斯大林还有一丝希望,能将整个德国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他就不想在其统治的德国势力范围内打造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一个赤裸裸的,如同1948年时的波兰、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式的共产主义附庸国。
当然,斯大林也防患于未然,做好了如果不能阻止西部建国的准备。苏占区内的深刻变化当然也不失其意义,如果把它看作共产党人为在易北河、威拉河(Werra)与富尔达河(Fulda)以东地区夺取政权做准备的话。这正是苏联军管局情报部部长谢尔盖·图帕诺夫(Sergej Tulpanow)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副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最迟从1948年春季起就已着重准备的那种解决方式,尽管当时斯大林还没有放弃他对整个德国所寄予的希望。1948年12月18日,斯大林向威廉·皮克—他作为前德国共产党的代表跟前社会民主党人格罗提渥同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最高领导人—建议,德国共产党人应该“戴上假面具”,推行一种“谨慎的”甚至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而不要“明目张胆”地进行斗争。斯大林丝毫没有怀疑要达到社会主义这一最终目的。但正如斯大林所描述的那样,达到这一目的不要“明火执仗”,只能“曲径通幽”。
1948年5月,苏联军管局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布置建立一个党派,其任务是为前纳粹分子及前职业军人提供一个政治归宿:德国国家民主党(NDPD,名称出自斯大林本人)。这一做法也算符合斯大林的辩证法观了。该党在前德共党员、主席洛塔尔·博尔茨(Lothar Bolz)的领导下,得到苏联的认可,敢于传播民族主义的口号,甚至以“要民主,不要马克思主义”这类口号做宣传。德国国家民主党跟差不多同时成立的德国民主农民党—其党魁恩斯特·戈尔登鲍姆(Ernst Goldenbaum)亦为前德共党员—一起削弱“老牌”资产阶级政党基民盟和德国自民党(LDPD),并借此提高统一社会党的地位。
这两个新政党立即被吸收进入“人民代表大会运动”及其执行机构德国人民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48年6月宣布自己“有资格代表”整个德国。三个月以后,即1948年10月,人民委员会一致通过宪法草案第一稿,它在基本权利部分主要参照1919年的魏玛共和国宪法。修改后的第二稿于1949年3月提交给人民委员会,5月30日由新选出的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予以批准。人民委员会之所以号称代表全德国,原因是400名代表中有100名同情共产党的西部德国人。这部宪法草案其实不过是一种准备,一旦苏联人认为必要,即可对西部建国做出他们认为合适的回应。
过了整整一年,上述局面出现了。1949年9月27日,即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在波恩召开三个星期以后,斯大林会见一个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表示同意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10月4日,人民代表大会运动由民主德国民族阵线所代替,所有党派、社团均在其中。三天后,德国人民委员会宣布成为临时人民议院并通过了几个月前由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宪法。宪法保证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公民自由权以及工会的罢工权利。但这不过是迷人的假象而已。宪法第6条规定,“凡煽动抵制民主机构或组织,煽动谋害民主政治家,仇恨信仰、种族和民族以及其他所有反对公正的行为”,均定性为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这样就为消除不和谐之音打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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