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季和夏季的伦敦六大国会议为西德建国的进程定下了基调。7月1日,三位盟军占领军司令在法兰克福将有关决议转交给西德各联邦州的州长们,这样,《伦敦建议书》变成了《法兰克福文件》。盟军规定的框架在西德政治家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英占区基民盟主席康拉德·阿登纳对长期不允许德国人自由决定其经济与外交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社民党人则抱怨控制鲁尔区的打算和集权于联邦州。
相反,那些州长并没有表露自己的不满。他们虽然属于不同党派,但对两个关键问题却意见一致:首先必须强调西部国家的临时性,就是说在保留统一整个德国的前提下建立新国家。鉴于这一原因,临时性的基本法应该由州议会选派代表组成的“议会委员会”而不是由民选产生的制宪议会起草。在程序的最后,不是经过公投,而是由各州议会来通过基本法。其次是通过基本法之前要制定一部具有约束性的占领区法规,规定盟军的各种权利,但州长们的这一要求没能实现。
1948年8月,州长们指定的专家在巴伐利亚州海伦基姆湖(Herrenchiemsee)的一座修道院里讨论西德宪法的基本特征。他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未来的联邦国家需要一个纯代表性质的国家元首、一个两院议会制度和一个联邦政府,它在面对消极的议会多数时也要能够站得住脚。民主不应该是公投性质,而是彻底具有代表性。联邦制通过有利于联邦州的基本权限假设 而得到保障。专家们之所以提出这么多要求,原因是决心从德国第一个民主国家—魏玛共和国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出于相同的原因,专家们建议,谁滥用基本法反对自由与民主秩序,谁就丧失基本权利。
海伦基姆湖会议的结果是联邦州的州长们送给议会委员会的一份大礼。1948年9月1日,议会委员会在波恩举行制宪会议。会议有65名各州议会选出的政治家与会,柏林西占区由拥有咨询权的议员作为代表。议会委员会选举基民盟的康拉德·阿登纳为主席。符腾堡-霍恩措伦州司法部长、社民党人卡洛·施密德(Carlo Schmid)被选为委员会总会主席。
30年前,德国曾经拥有过一部民主宪法。对1919年的魏玛国民议会来说,要尽可能广泛地发挥人民主权的原则。因此,魏玛的帝国宪法没有从宪法上对多数派意愿加以限制。议会委员会面临的情况迥然不同。它可以汲取各方面的经验教训:一个失败的议会民主国家和一个从外部被捣毁的极权主义独裁国家,同时还可以看到在苏联占领区正在建立的一个新的共产主义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尝试着建立一个新型民主国家—有别于1930年倾覆的那个民主国家—也就顺理成章了。
丧失基本权利,通过(还有待建立的)宪法法院禁止敌视宪法的党派,第79条第3款中的“永久性条款”,即宣布对基本法的修改不得影响联邦由各州组成的事实,不得影响各州参与立法,不得影响基本权利条款中规定的基本权利:这是议会委员会采取的部分预防措施,为的是把西部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打造成一个有价值倾向、有防卫能力的民主国家。约束立法者与限制选民意志是吸取了魏玛共和国的经验教训,这样的宪法在其他民主国家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为了让大众能够保护自己,一定的、不可转移的价值和保障自由的机构将不受选民意志的任何影响:立法者的这一决定是汲取了这样的教训,即大众有可能彻底误入歧途,就像德国人曾经走入歧途那样—1932年,大多数德国人曾经投票赞成那些公开表示反对民主的政党。
一个正常运作的议会制度才有可能增强对民主合法性的信任,这一认识也符合魏玛的经验。出于这一原因,国会参议院做了这样的安排,不再允许议会多数将自己的责任推卸到国家元首身上,一个政府首脑只能通过“建设性不信任动议案”,也就是选举出一个继任者,才能被罢黜。魏玛共和国宪法允许人民直选的帝国总统所享有的合法性高于不同党派组成的议会。而波恩的基本法加强了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尤其是联邦议会选出的政府总理,以避免两种危险:对各党派进行投机的诱惑和对国家元首实行“波拿巴主义的” 诱惑。
德意志第二个民主国家在其他方面也要有别于第一个民主国家。制定法律、行使国家权力和司法判决从即刻起毫无列外地跟基本权利密切相连,这些权利—跟魏玛共和国不同—都是直接适用的权利,而不仅仅具有纲领性意义。跟魏玛帝国宪法相反,凡是要修改基本法,必须通过一项法律,该法律要明文规定修改或补充宪法的文本。这样,立法者如果不从形式上修改宪法,就不能再以修宪多数做出偏离宪法的改动。联邦宪法法院严格监督宪法的执行并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作为宪法机构,联邦法院在魏玛共和国还未曾有过,但其前身—基本上已经被人遗忘—是1849年3月18日的那部从未生效的帝国宪法中设定的帝国法院,而该宪法为法兰克福保罗教堂 的手笔。
在做出根本性决定的时候,议会委员会在多数情况下均能得到广泛的超党派的支持。但联邦与各州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激烈争论。盟军在法国的影响下要求更多地实行联邦制,德国也有各种势力响应,尤其是巴伐利亚的基社盟。而社民党与自民党则全力要求中央集权。争议的最大焦点是收入的分配与管理,即财政秩序问题:议会委员会的委员会总会于1949年2月呈交给盟军的基本法总草案第一稿受到盟军的强烈批评,最主要的指责是议会委员会在起草法案时过于看重中央集权,因此必须—特别是在财政宪法上—更多地实行联邦制。占领军司令们的这一批评引起了社民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的强烈抗议,虽然他本人并非议会委员会成员。社会民主党理事会于1949年4月20日威胁说,如果基本法把联邦贬低成为各州的“蹭饭者”,就拒绝赞成基本法。走到这一地步,盟军决定让步。这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获得了一部财政宪法,它跟议会委员会多数派的设想完全吻合。
1949年5月8日,即德国投降四周年纪念日,议会委员会以53票对12票通过基本法。反对票来自基社盟和包括德国共产党在内的一些小党。5月18日至21日,所有州议会都投票赞成基本法,只有一个例外:巴伐利亚州议会以101票对64票拒绝了基本法。因为多数派觉得基本法没有充分实行联邦制。但巴伐利亚也不想抵制建国。根据州政府的申请,州议会决定承认基本法具有法律效应,如果其他三分之二的联邦州赞同该法的话。
1949年5月23日,基本法隆重公布。在此之前,盟军司令们于5月12日批准了基本法,但对占领区法规有关盟军保留多方面权利的条款和承认西柏林为第12个联邦州—最后没有实行—持保留态度。西柏林实际上成了一个特别的联邦州:西柏林议会全盘接受这部联邦法律,只要该法律不否定西柏林的特别地位;在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西柏林由拥有咨询权的议员为代表,但是国会议员不是由民众选举,而是由市议会派遣;西方三国盟军保留掌握最高权力的角色。
关于定都问题,议会委员会中只有德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赞同柏林。5月10日,议会委员会以33票赞成、29票反对决定会议所在地波恩为联邦共和国临时首都。这样,原本同样拥有众多支持者的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被淘汰出局。赞同波恩而否决法兰克福的原因在于,莱茵河畔的这个小城跟1848/1949年德国国民议会会址城市 相比,更能突出西部德国建国的临时特征。
基本法前言也同样强调新宪法和议会委员会托管使命的短暂特性。前言特意采用“过渡时期”的说法,德国人民—他们来自巴登州、巴伐利亚州、不来梅州、汉堡州、黑森州、下萨克森州、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符腾堡-巴登州和符腾堡-霍恩措伦州—赋予这一过渡时期的国家生活以一个全新的秩序。“这样做也是为了那些不准许参与的德国人。全体德国人民都被要求在自由的自决中实现德国的统一与自由。”
为此,根据基本法第146条,基本法将于“一部由德国人民在自决基础上通过的宪法”生效之日起失效。基本法第23条规定,基本法“在德国其他部分……加入联邦后在那里生效”,但这一条款并非设想为第146条的另一个选项。加入联邦这一条款—考虑到苏联占领区内的各州—更多是作为一种“时间过渡”来考虑的,直至一部全德宪法生效为止。第23条至少从理论上为德国的另一部分—萨尔州(Saarland)加入联邦共和国提供了机会:该州于1946年12月被并入法国经济区,从而脱离了法占区。
选举法把个人选举与名单选举结合起来,首届国会选举即按此法进行。按其效果来看,该法为有所限制的比例选举法。5%限制条款的目的是避免党派过于分化,但根据占领军司令们的一项决定,该条款只适用于某一个州而不是某一个选区。选举日期确定为1949年8月14日。
大选之战完全笼罩在选择“计划经济还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气氛之中。正因为如此,这场选举成为对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经济政策的全民公投,他在乌尔姆(Ulm)选区代表基民盟参选。支持艾哈德的资产阶级政党赢得了此次大选。基民盟和基社盟获得31.0%的选票,自民党获得11.9%,以北德为主的保守派德意志党(DP)获得4%。社民党获得29.2%的选票,德国共产党获得5.7%。
阿登纳与一些基民盟左翼政治家不同,他坚决反对跟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他成功地说服自己的政党选举一位自民党人担任总统,进而为组成一个纯“中产阶级”政府奠定了基础。9月12日,联邦大会召开首次会议。联邦大会,一个由联邦议院议员和同等数量的州议员组成的宪法机构,召开首次会议,其唯一目的就是选举联邦总统。在第二轮选举中,前德国民主党、后来的德意志国家党的帝国国会议员,65岁的自由民主党主席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战胜了社民党候选人库尔特·舒马赫。
政府首脑的选举定在9月15日。时年73岁的阿登纳以超过必要多数的选票当选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总理。由基民盟/基社盟—两党合为一个议会党团—和自民党及德意志党成员参加的政府组成后,议会的多数关系显得并不那么糟糕:首届联邦政府获得402位议员中208位议员的支持。
9月21日,阿登纳发表政府声明后的第二天,占领区法规生效。三位西方盟军司令摇身变成高级委员会委员,高踞波恩之上的彼得斯贝格(Petersberg),享有各种监督权,扮演着“太上皇”的角色。没有高级委员们的签字,任何德国法律都无法生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在成立之初还远远谈不上独立自主。
就在西方大国忙于成立西部德意志国家之际,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遵循双重战略。最迟在战争联盟于1947年最终瓦解之后,他的首要战略目标肯定是将苏联最主要的“帝国主义”敌人—美国从欧洲挤出去。只要不再在德国驻扎美国军队,美国在欧洲就不可能有效地展示其军事实力,旧大陆的权力之争也就尘埃落定—当然是依照苏联的意愿。就短期而言,尽可能确保苏联在德国的影响可谓重中之重。一个在外交政策上仰仗于莫斯科的统一的德国本来要比苏占区领土上的一个单独的共产主义国家更符合斯大林所理解的苏联式国家至上原则。苏联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当然想尽其可能通过结构上的改变造成既成事实,为共产党人在争夺权力的关键之战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但是,只要斯大林还有一丝希望,能将整个德国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他就不想在其统治的德国势力范围内打造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一个赤裸裸的,如同1948年时的波兰、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式的共产主义附庸国。
当然,斯大林也防患于未然,做好了如果不能阻止西部建国的准备。苏占区内的深刻变化当然也不失其意义,如果把它看作共产党人为在易北河、威拉河(Werra)与富尔达河(Fulda)以东地区夺取政权做准备的话。这正是苏联军管局情报部部长谢尔盖·图帕诺夫(Sergej Tulpanow)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副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最迟从1948年春季起就已着重准备的那种解决方式,尽管当时斯大林还没有放弃他对整个德国所寄予的希望。1948年12月18日,斯大林向威廉·皮克—他作为前德国共产党的代表跟前社会民主党人格罗提渥同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最高领导人—建议,德国共产党人应该“戴上假面具”,推行一种“谨慎的”甚至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而不要“明目张胆”地进行斗争。斯大林丝毫没有怀疑要达到社会主义这一最终目的。但正如斯大林所描述的那样,达到这一目的不要“明火执仗”,只能“曲径通幽”。
1948年5月,苏联军管局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布置建立一个党派,其任务是为前纳粹分子及前职业军人提供一个政治归宿:德国国家民主党(NDPD,名称出自斯大林本人)。这一做法也算符合斯大林的辩证法观了。该党在前德共党员、主席洛塔尔·博尔茨(Lothar Bolz)的领导下,得到苏联的认可,敢于传播民族主义的口号,甚至以“要民主,不要马克思主义”这类口号做宣传。德国国家民主党跟差不多同时成立的德国民主农民党—其党魁恩斯特·戈尔登鲍姆(Ernst Goldenbaum)亦为前德共党员—一起削弱“老牌”资产阶级政党基民盟和德国自民党(LDPD),并借此提高统一社会党的地位。
这两个新政党立即被吸收进入“人民代表大会运动”及其执行机构德国人民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48年6月宣布自己“有资格代表”整个德国。三个月以后,即1948年10月,人民委员会一致通过宪法草案第一稿,它在基本权利部分主要参照1919年的魏玛共和国宪法。修改后的第二稿于1949年3月提交给人民委员会,5月30日由新选出的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予以批准。人民委员会之所以号称代表全德国,原因是400名代表中有100名同情共产党的西部德国人。这部宪法草案其实不过是一种准备,一旦苏联人认为必要,即可对西部建国做出他们认为合适的回应。
过了整整一年,上述局面出现了。1949年9月27日,即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在波恩召开三个星期以后,斯大林会见一个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表示同意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10月4日,人民代表大会运动由民主德国民族阵线所代替,所有党派、社团均在其中。三天后,德国人民委员会宣布成为临时人民议院并通过了几个月前由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宪法。宪法保证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公民自由权以及工会的罢工权利。但这不过是迷人的假象而已。宪法第6条规定,“凡煽动抵制民主机构或组织,煽动谋害民主政治家,仇恨信仰、种族和民族以及其他所有反对公正的行为”,均定性为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这样就为消除不和谐之音打开了方便之门。
民主德国宪法没有典型法治国家意义上的三权分立。表面上的“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为人民议院,进而从根本上排除了司法独立。但人民议院也并无实权。民主德国所谓的人民代表机构不具备任何令人信服的民主合法性。它是1949年5月根据“政党联盟制度”选出的第三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变种机构。党派和团体的议席比例在选举前即已确定,从而确保统一社会党的绝对多数,基本排除政党联盟里产生反对派的可能性。临时人民议院的议员有77.5%属于统一社会党及附属于它的政党,22.5%的席位归属于基民盟和德国自由民主党成员。
宪法通过以后,于1949年10月11日选举威廉·皮克—斯巴达克团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为民主德国总统,次日选举奥托·格罗提渥为总理。瓦尔特·乌布利希是三位副总理之一。在14个部委中,统一社会党人出任内务、司法和人民教育三个核心部及其他三个部的部长。其余政府成员来自政党联盟的政党。总体来看,“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在数量上略占多数。但这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权力的归属早已确定—当然是有利于统一社会党。
九个月前,即1949年1月,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第一次党代会上决定,把自己转变成一个以苏联为榜样的“新型党”。在民主德国成立之初,德国统一社会党已经变成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政党,不但跟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再无丝毫瓜葛,而且还毫不留情地向“社会民主主义”宣战。
自称为统一社会党的共产党拥护“民主集中制”,拥护党的下级绝对服从党的上级,拥护党的绝对纪律以及苏联的“领袖角色”。
议会委员会从最新的德国历史中汲取了“反权威”的教训。而德国人民委员会只能总结“反法西斯”的经验,反法西斯成为民主德国的建国神话。这个新的统治形式号称德国土地上唯一一种真正的民主国家形式,也是国家不再堕落到野蛮时代的保证。若有谁谈起共产党人对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崛起应负的责任,那就是“挑拨”;同样,若要谈论斯大林对二战爆发应负的帮凶责任,即使不算“煽动战争”罪,那也要摊上煽动“民族仇恨”罪。因为统一社会党同所有的共产党一样自视为“历史的胜利者”,统一社会党的国家—民主德国也是当然的胜利者。按照这一看法,应该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承担责任的人在德国西部,统统都在德国西部。
民主德国宪法承认整个德国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其有效范围理所当然地超出目前的苏占区,原则上涵盖所有四大占领区,这一点类似基本法。按照苏联官方的解读,民主德国在1949年秋季还没有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而是继续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其间还在进行一场反法西斯的社会大变革。苏联还一直避免将民主德国称作“人民民主”。倘若四大占领区有可能再次统一的话,将比分裂的现状对苏联的外交政策更为有利,那么民主德国政权也就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了。此时,德国的第二个民主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尚属临时建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是一样,尽管形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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