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衰落不仅仅发生在战场上,还更多地发生在谈判室内——几个关键的部落领导人要么不战而降,要么在塔利班进攻前就与他们达成协议,以免在自己的城市发生任何实质性战斗。例如伊斯梅尔·汗,他在2021年夏天变节,拱手交出了整个赫拉特市。阿富汗军队就在那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挡在塔利班前进的路上,然而,说到底,他们没有政治领袖。
阿富汗有句俗语:“美国人有表,但塔利班有时间。”早在2003年,布什总统决定将军队从阿富汗转移至伊拉克,作为入侵行动的一部分,从那时起,美国就一直是一只脚踏在门外。我们从未说服过我们的盟友或对手,让他们相信我们既有表又有时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导致我们在阿富汗花了更多的时间,如果我们采取不同的姿态,也许不至如此。十九世纪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有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延续。”拜登总统宣布美国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在阿富汗人中间引发了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导致了政治崩溃,随后是军事崩溃。阿富汗安全部队可能拥有数量和物质上的优势,但当美国和北约撤掉其政府和军队所依赖的政治和物质支持时,他们对自己的信心也消失殆尽。这一结果是否意味着阿富汗政府和军队无可救药、注定要垮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巴基斯坦同样撤回对塔利班的支持,塔利班会怎么样?如果有人认为塔利班也会因此崩溃,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对巴基斯坦的依赖应使他们遭受同样的指责?
发生在阿富汗的巨大灾难是二十年来成百上千个错误决策的累积。然而,让我无法释怀的是,我们选择了用胶合板建造军用设施。
在喀布尔陷落前的几周,阿里的求助变得更加急切。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花了三年时间才拿到美国签证,他的父亲母亲和两个妹妹能有什么机会?为了获取签证,他不得不从过去的主管那里收集推荐信,参加面试,并接受医学评估。随着塔利班的推进,美国国务院积压了超过1.8万份未处理的签证申请。同年六月,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关闭,不是因为塔利班,而是因为新冠疫情的暴发。签证处理全部中止。
2021年6月4日,一个由21名国会议员组成的跨党小组向拜登政府递交了一封信函,要求制定撤离计划,他们当中很多都是退伍军人。其中一位是我在海军陆战队的老朋友、众议员塞斯·莫尔顿。在喀布尔沦陷前两个月,他警告说:“通过特殊移民签证计划来完成撤离显然是行不通的。”他提醒我:“美国以前实施过这种撤离行动。越南战争结束时,美国在‘新生行动’中将11.1万名越南人撤离至关岛。上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还将伊拉克库尔德人转移至关岛。在这两种情况下,一旦撤离人员到达,国务院就会审查他们在美国寻求庇护的申请。”白宫信件的签署人认为,阿富汗人应该享有类似的程序。他们呼吁从阿富汗进行大规模空运撤离,并在关岛军事基地提供临时住所。关岛的国会代表迈克尔·圣尼古拉斯承诺将为此付出努力,尽管他的选民担心难民涌入会加剧新冠病毒的传播。
喀布尔沦陷前的几个月里,尽管仍有机会大幅加快签证审批流程,甚至开始更大范围的撤离,但拜登政府什么也没有做,因为他们担心撤离只会加速阿富汗政府垮台。6月4日的信函无人过问。该小组的另一位主席,前美国陆军游骑兵、众议员杰森·克劳(Jason Crow)越来越沮丧,他告诉我:“我们的翻译曾与我们共同生活,并肩战斗,有些人与我们一起牺牲。没有他们,我们中的很多人就无法返乡。”这是许多退伍军人的共同感受。抛弃那些曾与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人不仅是一场道德灾难,也将损害美国在海外的信誉,这是6月4日信函的签署者们明确提出的一个观点,他们相信阿富汗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写道:“如果我们不能保护在阿富汗的盟友,这将对我们未来的伙伴关系和全球声誉产生持久的影响,也将对我们的军队和我们未来的国家安全造成巨大损害。”
但是撤军的时间表已经确定。9月11日的最后期限从一开始就是武断的,可以说没有任何军事意义,只是一种噱头,为一场原本不对称的冲突增加对称感。随着撤军开始和阿富汗局势恶化,撤军日期提前到了8月31日。如果说我们被逼进了墙角,那么这堵墙是我们自己建造的。
当我了解到6月4日的信函及其对有计划撤离的诉求时,我在电话中向阿里提起此事。他没有说什么。过去的三年里,他弟弟一直在努力争取签证。他弟弟在坎大哈,直接面对塔利班的进攻威胁,美军在5月中旬撤离这座城市,留下了他和我们以前的其他伙伴。阿里告诉我,他弟弟最近寄给他一封塔利班的信,在信中塔利班宣布,计划对译员和为美国人工作过的人给予宽大处理。“是真的吗?”我问。“是的,”他说,“只要这些译员愿意忏悔,并承认他们背叛了阿富汗人民。”我问他对塔利班的提议有何看法,他笑着说:“现如今,我不太愿意相信任何人的话。”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