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的运动者们开始察觉,在因经济高度成长而剧变的社会中生活的学生们,除陷入「三无主义」外,似乎也因那份「空虚感」而产生不同以往的运动。他们也切实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并不符合经济高度成长下的日本社会现实。在本书开头也曾提及,经歷过六○年代安保斗争的共产同运动者三上治,如此回想六○年代中期的一段场面[136]:
那个时候,我在新宿一家名为Prince的咖啡馆延揽女学生加入运动。……她们其实在大学中组织斗争。
我就像过往一样,谈起校园斗争的歷史与今日战斗的意义。……就在我滔滔阐述完一轮后,其中一位就说:「好感动呀!太了不起了。可是我内心一片空虚,什么都没有。这样我就不能参与斗争了吗?」这段话让我备受冲击。我赶紧打圆场,说绝对没这回事,但内心真的觉得很震撼。
……当时,我们对社会上流通的左翼词汇觉得有种空洞感,这种言语与自身感性脱节的状态相当恼人。她所说的空虚感,我本身也有。我很能理解,比起那种时代意识或空虚感,更像一种被吊在空中、不上不下的感受。但我无法仔细思考那种空虚感其实是当时学生们极其普遍的意识,未能悟及〔数年后发生的〕全共斗运动就是由类似她们这样的学生所主导。当时只意识到,她们与我们安保斗争世代有所不同。
我暗暗思考,正确而言,她们并非为了什么,或者以实现什么为前提,而是以一切皆无的空虚感面对时代。与她们的谈话,给我的全共斗观带来重大的影响。
必须注意的是,这个时代及这一代人处于全体国民经歷升学考试、无气力的状态,而且是初次经歷大众消费社会中「现代的不幸」的时代与世代。学生的无气力、无关心等,在今日看来是不值一提的普遍现象。但在那个时代,这却是非常新奇的状况,并引发青年们的激烈反弹。
在升学率低的时代被视为「菁英种子」的过往大学生形象,也在这个时代迅速发生质变,成为持续形塑日后大众化的大学生原型的时期。大学教授们实际上也不断「上班族化」,不过仍保留着追求真理的高洁知识分子形象。即便实际上,大学生与大学教授已然普遍化、大众化,但价值观依旧未能转换。
根据一九六五年京大教养学部的学生意识调查,对「在大学增加与学生社会地位低落的情势当中,你认为学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有如下回答[137]:九%认为「地位并未低落,而且其所扮演的角色也不该改变」;八%认为「地位虽未低落,但角色应当改变」;四十五%认为「地位虽然低落,但角色不该改变」;二十六%认为「地位变得低落,而且角色也应改变」。亦即,大约半数的学生们即便承认大学生地位低落,但仍认为不该放弃学生应扮演的角色,保持着旧时大学生应有教养与负责推动社会的意识。
当时的一位全共斗运动者于二○○三年如此说明[138]:「今日回首过往,对比我们年轻的世代而言,最难理解与变动最大的事情,就是大学、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如何定位,大家的想法截然不同。」「当年大学占据崇高位置,大众感觉大学教授或知识分子是『了不起』的人。几乎见不到像今天那种流窜于电视上的人。」「我只希求一个不被任何人打扰、不用顾虑任何人、不用谄媚任何人、可以学习想学习的东西、探究欲研究的事物,至少在观念上自由的世界。我认为,这样的空间不就存在于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理念中吗?大学中应当存在这样的世界,不是吗?」
这位前运动者又继续说道[139]:「对大学的先入为主看法,或者该说期待感,不论在我们心中或社会上都普遍且根深柢固地存在着。当然大学已经相当大众化,换言之,这也让我们得以进入大学。可以说是一种实际获得的利益吧,例如很大一部分就表现在便于求职这种想法上,什么学歷主义之类的,当然自己也有很强的意愿想进入一流大学、有名大学,不过,确实也还存在着别的吸引力。」「有时候也会一本正经讨论如何通过学问形成人格……自吹自擂这种事情有点不好意思,不过真的讨论过,并分成几派,例如有像是升学杂志般的家伙,主张实际利益的家伙,还有人格形成派,大家投稿不断争论,搞得轰轰烈烈的样子……。」
然而,进入大学后直接面对量产教育的现状,前运动者表示「我们陷入被大学背叛,大人们都在说谎的感觉中。这也是迈向全共斗运动的重大契机。」[140]之后的章节将会提及,全共斗运动中「大学自治」与「知识分子的权威」一概成为学生们激烈攻击的对象,但如第一章所述,这可说与他们批判「战后民主主义」时相同,正因为他们将这类价值观深度内化,结果才会爆发「遭背叛」的激烈怨恨情绪。
当时大学产生变化的要因,也不仅止于大学生激增与大学大众化。如第一章所述,因为政府与财经界的要求,国家在「产学合作」的名义下推动理科类扩编,大学不断从「探求真理的学府」转变成「经济成长人才的培训机构」。
对大学仍抱持旧有观念的学生们对此感到「遭背叛」。「反对产学合作」成为「那个时代」学生运动的主要口号之一,这并非单纯出自反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因为大学背叛了学生对大学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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