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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通称为「一九六八年」的青年人反叛时期,严格来说究竟起自何年、终于何年,其实难以断定。
广义而言,可以追溯自一九五八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同)组成,日本「新左翼」诞生之际起,到一九七四年东亚反日武装战线发动炸毁三菱重工大楼,或者一九七八年占领成田机场管制塔的时期为止。对当时参与运动且到现在仍持续投入社会运动的人们而言,或许会有人主张至今都尚未结束。
不过,在此按照一般(认为的)时期划分,将一九七二年二月的联合赤军事件视为「那个时代」的结束。至于将起始点设定于何时,则众说纷纭,此处将以一九六五年庆应大学反对调涨学费的斗争为始。
若从新左翼通史等角度来思考,一九六五年应是反对《日韩基本条约》斗争的时期,笔者之所以以庆大斗争为起点,是基于前述笔者的问题意识。比起反对《日韩基本条约》的斗争,庆大斗争更能反映经济高度成长与现代的「生活困难」,更能看出该反叛发生的脉络。
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是,经济高度成长的社会巨变期中,青年们直接面临何种状况,他们的集体心态又是如何;作为心态的表现,他们又採取了什么样的活动,经歷了何种失败,其结果给日本社会遗留下什么。如有必要将提及大学斗争的其他细节,但对这些斗争细节的描述并非主要目的。
在检证之前,作为前提将说明六○年代安保斗争与一九六○年代中期为止新左翼各党派的动向,以及发起「那个时代」反叛的婴儿潮世代之文化和世代背景。不过所谓的「六○年代的文化革命」并非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本书中也将说明理由。
笔者在先前着作《「民主」与「爱国」》中,探究战争遗留下的集体「心态」如何影响战后思想和论述,而本书的主题设定便是在前作的延伸上,但与《「民主」与「爱国」》不同之处,体现于资料对象与处理方法两点上。
首先是,研究对象资料的差异。《「民主」与「爱国」》中採取的解释是,集体心态集中在具有出色言语表达能力的知识分子身上,并针对个别论者的战争体验与思想进行考察。但「那个时代」的反叛,或许因为参与者都很年轻,拥有出色表达能力的论者很少,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资料大部分是无名的学生或青年劳工们留下的文章、谈话、回想,以及各行动的轶闻等。
透过此方法,考察的并非他们的论述,而是釐清他们无法言喻的心态与惯习行动(habitus),在此框架中检证他们如何进行实践(pratique)。亦即本书採取的取径是探寻「那个时代」的反叛特性及其遗产。为了探寻无法明确言语化的部分,在记述细节时花费了相当笔墨,在此先请读者见谅。
第二点便是资料的处理方法。这部分将做更详细的说明。
如本书内容中所描述,当时的青年们苦于无法确切说明自身面对的不满与闭塞感,因此仰赖「异化」、「主体性」等马克思主义用语,而且多与政治状况进行连结。
试举一例。日本的国立国会图书馆曾获赠由前东大全共斗议长山本义隆编纂,全二十三卷、收录约五千件传单与小册的《东大斗争资料集》[6]。而前述NHK的〈採访后记〉则写道[7],「我们当初曾计画以山本义隆编纂的《东大斗争资料集》所收录的当年传单为主轴,但触目所及者,皆充斥当时用来对外声明的生硬的新左翼用语。」
实际上如同第十、十一章的引用,该资料集中混杂着当时学生坦率记录的心情,并非尽是「生硬的新左翼用语」文章。不过这类坦率的资料毕竟属于少数,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当时新左翼各党派的机关刊物,大多是夸大宣传的报导,作为资料并无多大用处。
反过来说,全共斗中未隶属新左翼各党派的学生们,其撰写的如诗般断简残篇风格的传单、涂鸦等,则更为有用。本书中尽可能运用同时代的传单与机构刊物等,不过对于资料丰富的东大、日大斗争;「越平联」(「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之简称);联合赤军(此处指回忆录)等,因为有其重要性,且老实说也具「易于使用」的特色,因此也大量当成对象资料来处理。本书中具有这一面向,在此也先行说明。
当时学生的手记、座谈会、周刊杂志与报纸的报导,作为当时学生直接发声的资料,本书也进一步活用。周刊杂志等恐有欠缺可信度之虞,不过当时学生运动的周刊杂志由「越平联」等年轻人打工撰写的文章颇多,在大多数的例子中意外地很能表达学生们的「真心」意见。
本书也运用了回忆录与日后进行的访谈资料。不过歷史研究者皆能理解,回忆录这类文本混杂着错误记忆、误解事实、自我辩护的成分,故亦有欠缺可信度的部分。
歷史学者经常採用的,接触官方资料进行史料批判的方法,在像是东大斗争中的武装内斗(译註:内ゲバ,又称内讧、内部暴力、暴力内斗)等小事件便派不上用场。此外,这些官方资料(此情况中例如公安资料)要么无法阅览,要么有粉饰事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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