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滨国大斗争的开端是一九六六年一月六日,学艺学部的教授会上决议将学部名称改为教育学部,结果导致学生的反弹。这并非单纯的名称变更,而是全国不断推动的大学重整的一环,意味着将改变学生的身分,因而引起学生反对。
一九六○年安保斗争的混乱中,文部大臣曾针对「大学教育改善相关事宜」谘询中央教育审议会,其答覆于一九六一年至六三年发表[1]。基本内容大致为:(一)大学不分等级,按教育目的重新整编;(二)强化大学校长权限,弱化教授会权限;(三)文部大臣对大学校长任命拥有否决权;(四)限制学生自治会;(五)强化文部省对大学预算的统一管理;(六)导入国立大学的统一入学考试,等等。
其中的(二)与(三)曾于一九六二年的大学管理法案中出现,当时因各地学生与教授会的强力反对而无法提上国会议程。但(一)的依目的重整,则被持续、确实推进。
内容中把大学分为三类进行重整:(一)目的为追求高度学问研究及培养研究者,以旧制帝国大学为基础的研究所大学;(二)目的为「培养高级职业人才」,以旧制高中、专门学校为基础的新制大学;(三)以旧制师范学校为基础的教师培育大学或学部,并把研究预算重点分配给(一)的菁英大学。新左翼各党派对此总称产学合作行动,称其为「大学帝国主义的重整」。
二战结束前的师范学校,在日本战败后实施过改革,而其中(三)的教师培养大学,等于让旧制师范重新复活。所谓战败后的教育改革,是由于二战前师范学校偏重培育教师的科目,为改变此状况而增加美式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或称通识教育,日文称「教养科目」),大学名称或学部名称也改为「学艺大学」、「学艺学部」等。但一九六六年,国立学校设置法的修正案被提交国会,草案中计画将北海道、爱知、京都、奈良、福冈的「学艺大学」改为「教育大学」,并将二十二所国立大学「学艺学部」名称改为「教育学部」。
在新制度中,为了取得教师资格,必修学分大量增加,而选修科目部分,欲取得小学教师资格者仅剩八学分,欲取得国高中教师资格者仅剩十五学分。换言之,从「学艺学部」改为「教育学部」意味着「原本以广泛教养为基础,进行专门的学问研究暨培养教师的学艺学部理念,沦落为单纯训练职业教师的培训所。」[2]此与早大理科系扩充一样,可视为将大学重整为人才培训机构。
早在一九五八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已提出「关于教师培养制度的改善方策」答覆。因战后各大学滥发教师资格证,导致教师素质低落,故提案打造以培养教师为目的的大学。此时正值勤务评定斗争的高峰期,从该答覆起,一连串将「学艺学部」改为「教育学部」的名称变更,被认为是依文部省意见以培养教师为目的之措施[3]。
因为有上述情况,各地的学艺大学或学艺学部,如大坂学艺大学与秋田大学学艺学部的教授会也反对更名,而在国会进行名称变更审议时被排除在外[4]。而横滨国大学艺学部的教授会则遵照文部省意向,决定更改名称。
对此决定,学生们爆发反弹。《横滨国大新闻》主张「从学艺学部改为教育学部,使学生蒙受不利,然而不仅没有任何道歉,还强制学生改用教育学部的学生证,令人强烈不满。入学时隶属学艺学部,自然有从学艺学部毕业的权利,教授会没有改变学生身分的权限。」[5]
学生更进一步认为,变更名称乃无视大学与学生的协定,对片面决定更名一事表达反弹。自一九六五年起,为了改制为教育学部持续展开学程变更,一九六五年秋,学生大会决议发起反对学程变更斗争。十二月,学生方与教授方展开对话,约定不会在寒假期间做出重要决定。然而,就在寒假时节学生返乡的一九六六年一月六日,教授会片面决议更改学部名称[6]。
学生方对学艺学部的教学已累积一些不满。原本横滨国大是仅有学艺学部、经济学部、工学部三个学部的小型国立大学,量产型教育程度没有巨型私大那么严重。不过,学艺学部在斗争发生约一年前,因火灾烧毁了鎌仓校舍,一部分借用经济学部的建筑物,一部分使用紧急搭造的预制组合校舍进行教学,因此自然极度缺乏学生休息室、图书馆、社团教室等设施[7]。
而且,在设施恶劣的状况下,一九六五年大学还打算增收新生,此举激起反对运动[8]。学生的不满,濒临一触即发的状态。
一月十一日,学艺学部自治会约一百名学生与学艺学部的部长展开团体交涉。但学部长表示「从学艺学部的就业状况来看,八十%以上都当上教师,故与『教育』学部并无二致」,此发言让学生群情激愤[9]。不管就业状况如何,对学生们而言,更改学部名称意味着隶属学部成为「教师培训工厂」,自己则成了「输送带上的零件」。此外,在某些状况中校方片面决定的方式,也让接受民主教育的学生们心生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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