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赤军派在森的指导下朝「M作战」前进。一九七一年二月,重信去了巴勒斯坦以后,光是有被新闻报导出来的抢劫案,就有:二月二十二日千叶县市原市的特定邮局七十万日圆,二月二十七日千叶县茂原市的邮局十万日圆,三月四日千叶县船桥市的特定邮局一万五千日圆,三月九日神奈川县相模原市的横滨银行办事处一百五十万日圆,三月二十二日宫城县泉町的相互银行一百一十五万日圆等,连续犯下抢劫案。[205]其他还犯下许多强盗或抢夺案件。
一九七一年夏天,评论家中岛诚採访赤军派干部时,问到「M作战」让「一般市民的排斥感相当强烈」,问对方有什么看法的时候[206],这位干部做了如下的回应:
「我们认为,无论是银行的钱还是邮局的钱,基本上都是人民的钱。之所以必须强取这些钱,问题在现下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也就是说,银行的钱本来是人民的钱,为了革命,我们用武力暂时将这些钱收集起来,为了全体人民直接使用。然后,在将来我们打算将这些钱归还给全体人民。」「我们正在策划,如果可以的话,打算发行保证将来会归还这些钱、类似徵用证明书之类的东西。」
对此回应,中岛问:「对于一般日本人来说,革命还在遥远的彼端。从一般大众的角度来说,就算拿到那种革命徵用证明书也只是无法兑现的纸张吧?」这位干部仅回答:「那就只能请大众相信我们,直到我们实际取得权力为止。」回应其他周刊杂志访问的赤军派成员则说:「我个人不赞成路上强盗,所以就算现在也不断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发动游击战、起义的过程中,某种程度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207]
对于为了革命而强盗这件事感到疑问的,在赤军派成员中不在少数。某位赤军派中央委员,日后接受报社访谈时如此回答:[208]「到了必须以徵用活动的形式进行窃盗的时候,实在太过愚蠢,令人觉得『革命游戏』的样子在这里露出马脚,深深感受到无处发洩的空虚和可悲。」
透过这种方式取得的金钱,基本都上缴组织中央的政治局,运动者的生活费由政治局派发。接受当时杂志访谈的赤军派运动者说,生活费「一天大约八百日圆」,而且「藏身处每半年就得更换一次的关系,那也需要押金」,生活相当困苦。[209]
据当时的《读卖新闻》报导,警视厅与埼玉县警察的调查中,在一九七一年中的时候,关东圈的赤军派「中央军」有九队约三十人,「兵营」、「出击据点」和「逃亡据点」的藏身处有二十七处。「中央军」第一队队长在日后接受报纸访问的时候说:「我们并不知道其他还有多少队。几乎没有横向的联络,我只是从每天收到一次的乱数表中算出电话号码,联络组织中央、接收指令。」[210]
这位队长带领三名部下在一间六帖榻榻米大小的藏身处生活,「士兵」们轮流当一日工,赚取不足的生活费。这位队长如此描述当时的生活:[211]
士兵赚来的工资都用在藏身处的房租、餐费和机关报的费用上。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准备接到转战命令时随时都能移动的行动费用,加上还得帮忙出中央干部的生活费的关系,兵营的财政状况非常困苦。靠着泡面勉强度日,四人一天一起抽一盒烟,甚至连衣服和内衣裤都採共用制度。当然不能喝酒。柏青哥等娱乐也澈底禁止,与家人和友人也都断绝联络。现在想想,那种生活真是一种监狱。
据当时的报导,森看上弘前大学时植垣的友人青砥干夫,「〔昭和〕四十六年(一九七一年)四月以后,我〔青砥〕四处〔从各队〕收集款项,交给森保管,接着在必要的时候,我带着钱分配给各队。」[212]即使如此,如前所述,这很难说是多大一笔金额。
然而,依不同部队,生活状况似乎也不同。植垣康博所属的队伍,是由坂东国男带队的「坂东队」,除了植垣靠着柏青哥收入不错以外,一天偷十本以上的高价专门书籍拿到二手书店卖,一天可以赚一万日圆以上,又在百货公司偷衣服和食物,「吃的东西大幅改善、变得很豪华。」[213]
赤军派的财政窘迫,进行「M作战」有几个理由。虽然重信出国也是重大损失,但握有筹钱网络的许多干部退出,也是主要原因。[214]此外,这个时期进行的组织重整也成了一个重要因素。
一九七一年一月底,赤军派採用连续起义路线,这个路线,将七○年代初期的世界情势定位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性反抗期,认为一九七二年的沖绳「伪」返还是为此做的准备,而为了对抗,中央军发动连续起义并发展为一九七二年的武装起义。[215]但实际上,在大菩萨岭的大量逮捕使得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变得不可能,因此他们採取了不断小规模起义的路线。
随着採用这个连续起义路线,开始以「构筑临战体制」为名进行组织重整。赤军派除了在国外设立「国际根据地」的部门以外,由以地下活动发动武装斗争的「中央军」,以及情报宣传、抗议游行、募款集资等进行合法活动的公开组织「革命战线」所构成。这个组织重整,为了重新强化因逮捕和退出造成弱化的中央军,加强从各地革命战线徵召人手。植垣康博如此回想:[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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