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四日,为了收拾陷于泥沼的斗争,早大校友的国会议员团体「国会稻门会」提出调停。自民党的桥本登美三郎与海部俊树、社会党的武藤山治等,由六位自民党员、五位社会党员、一位民社党员组成调停委员会,构思调停案,其内容为:(一)缩小学费调整幅度、(二)作为交换,将放宽文部省私立大学振兴费的借贷条件、(三)不惩处罢课相关学生。[95]
十四日举行的稻门会委员会与共斗会议代表的会见上,大口议长派出的代表表示「只要校方先承诺便可」。然而,当调停案被带回共斗会议干部会后,与社青同解放派处于对抗关系的革马派以「高层交涉」为由谴责大口等人,二十日在共斗会议上声明拒绝调停案[96]。
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社青同解放派与革马派之间发生互殴的内斗事件。根据杂志的报导,共斗会议「最初社青同一直发挥重大效用,但随着二月民青退出运动后,革马派即掌握大权。」[97]
此报导的真伪不明,不过有这样的传闻却是事实。又根据当时其他的报导称,革马派在其他各校的自治会被夺,早大第一文学部以外的据点几乎尽失,因此「对革马派而言,这次早大斗争飘荡着最后一次斗争的悲壮感,所以一定要掌握主导权。」[98]
如此一来,共斗会议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在校本部封锁前的二月五日,民青派运动者们便主张,此问题与其说是一所私立大学的问题,不如说是国家的私立大学政策问题,对文部省发动增加私立大学奖助金额度的请愿游行。但革马派谴责此举是搅乱共斗会议团结的分裂活动,之后民青因反对占领校本部而脱离共斗会议,另组「全学联联络会议」。但同情共斗会议的学生批评民青「不积极斗争」,不关心政治的学生则因厌恶政党色彩,所以民青的组织势力没有获得发展[99]。二月五日举行对国会的请愿游行,参加人数仅有七十人左右[100]。
由于新左翼党派争端,导致共斗会议最终拒绝国会稻门会的调停案,普通学生对他们的支持也愈益低落。同情共斗会议的一位学生如此表示[101]:
我一直以来都支持共斗会议的斗争,占领校本部的手段,嗯,总之也承认那是不得已的作法,但拒绝国会稻门会的调停案却完全不能认同。斗争最后终究必须收拾事态,而我认为那个内容不就等于宣告学生们胜利了嘛。感觉让大好机会从指缝中漏掉了。
更令人遗憾的是,接受这个调停案与否对全体早大生是个重大决定,却只由共斗会议的干部来决定。为何不像庆大斗争时那般,召集全体学生进行学生大会再做决定呢?
当时的报导如此记述[102]:「共斗会议接受国会稻门会的调停案后加以推翻,这是因为革马派的抵制。而这也是普通学生远离斗争的重要原因。」新左翼党派争端成为共斗会议拒绝调停案的原因之一,进而遭学生孤立,这种现象也发生在第十一章所述的东大斗争中。
在此状况下,也出现了由普通学生组成的「全学有志连带准备委员会」、「早大有志学生会议」等组织。然而,前者第一届大会虽聚集了四百人,但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次,之后人数渐减;后者只有约一百人,另外收集了七百名赞同者的连署,仅此而已[103]。
这些组织中,「早大学生有志会」持反共方针。他们以办公室名义在右派杂志《民族公论》投稿,主张「无论共斗会议或全学联联络会议……最终目标皆在于……推动反大学、反政府、反权力的斗争,为达成此目标〔而于早大〕进行鼓动演说。」[104]此种共斗会议、民青、有志团体鼎立的状态,也出现在东大斗争中。
根据三月斗争后期的杂志报导,积极支持共斗会议,会到校本部留宿的学生约有一千人。共斗会议的同情者约五千人至六千人。民青派的全学联联络会议支持者从一千人到两千人左右。前述的「有志」组织与连署赞同者约从一千人到两千人。而与共斗会议敌对的体育会学生,推估约有五百人[105]。
当时早大的学生总数约三万六千五百人,上述各派合计约一万人。刊出上述推估的杂志如此介绍剩余的不关心政治的学生[106]:「如果问我的个人意见,我也反对学费调涨。不过我不关心学生的反对运动。适逢考试而去学校时,也参加了一、两次班级讨论,以及听了大滨的讲话,如此而已。这就是我与这次运动的关系。」某早大讲师表示,「大部分的学生对学生骚动并无兴趣,他们要么去滑雪,要么去旅行。」[107]
如第一章的引用般,上野千鹤子指出「全共斗派如果加上周边的赞同者大约有两成,反全共斗大约有两成,剩余的六成大学生是所谓的不关心政治者。」早大斗争中也是如此,推估共斗会议与同情者约两成,不关心派占六成至七成。与庆大斗争相同,上野推估的比率可说有一定的准确度。
另外,公安调查厅的推估是,运动者占六.九%,明确的反罢课派占四.一%,虽然关心斗争但对罢课态度摇摆的「心情派」占二十七.四%,不关心派占六十一.六%[108]。这组推估中,把「心情派」中略少于半数的人归到共斗会议同情者,略多于半数的人归到反共斗会议者,便与上野的推估几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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